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出场语境和理论形态

2014-09-12

一切历史地产生的东西，都只能在历史中存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它有其自身的出场语境。

188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91页)对这个论断的不同理解，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故乡”问题的争论。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1页)由于斯大林当时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一时便成了权威的看法。然而，斯大林的概括明显忽略了恩格斯后来对其上引那段话的一个重要补充，即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德文版上所加的一个注：

“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同上，注1)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般条件，即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那么，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又有何深意呢？

从恩格斯相关论述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国际的产物”中的“国际”，实际上主要是指欧洲，具体地说是指西欧，即当时经济条件较为发达的英国和政治条件较为发达的法国，以及文化上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后来居上的德国。离开这个历史条件，或者孤立地单就创始人出身的国籍来看，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条件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出场语境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一文中对此有过非常有名的论述：“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第66页)虽然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述并非可以直接等同于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划分，但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对我们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意义重大。

事实上，我们从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内容的唯物史观的发现，就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国际的产物”。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在纵横两个方面展开自己的理论系统：在纵的方面，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在横的方面，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和相互制约关系。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马克思都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入手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肌体，它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关于整体的表象”。因此，要揭示其内在结构，就不能停留在这个表象上，而必须抓住关键性的环节。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运动的基础，是一切复杂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竖立其上的基石。因此，抓住这一决定性的方面或环节，是解开社会结构奥秘、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所以马克思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由此可见，不研究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也就不可能创立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对于唯物史观创立的特殊重要意义，再次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只能是“国际的产物”。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在政治经济学大师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而英国人在这方面却享有无上的光荣和最高成就。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说：“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同上，第36页)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19世纪40年代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其内部矛盾也日益暴露的时代。经过17世纪、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西欧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已经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以瓦特发明和改进蒸汽机为标志，英国开始了以机器大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一再申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以英国作为例证的。(参见马克思，第8页)马克思以英国为例证，目的是为了从个别达到一般，即揭示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矛盾和普遍本质，进而找到克服这种矛盾的办法。但是我们看到，他并不是把所得到的一般结论简单套用到其他国家，而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比如，针对当时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它们不同于英国的特殊性：“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同上，第9页)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矛盾，它的基本原理也具有与其出场语境和历史条件相应的普遍性。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作适用于任何情况和任何条件的抽象公式；相反，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尤其是运用，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才有可能。可以说，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史的一个根本要求。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反映了一个时代具有国际普遍性的问题和呼声，所以自它诞生以后，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并深刻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进程。这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殖民扩张，把资本主义的矛盾扩展到世界范围，从而也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切文明国度都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从而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列宁语)。

拿哲学来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科建制意义上的哲学，而是面向和回应现实问题的哲学。人们通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根据就在于：它始终以现实生活作为思考的对象，而现实生活总是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在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不可能一成不变。事实上，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后继者总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从而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和形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存在于它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否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个问题在以前是不可能提出的。因为以前受意识形态因素和某种偏见的影响，人们往往先验地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看不到或故意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和后继人之间实际存在的种种差异，对它们讳莫如深。随着思想解放和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正视这些差异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即意味着差异：如果永远只能与原来的思想保持同一，理论也就停滞不前了。当然，大家都认为应该更多地从他们思想的一致性和一贯性方面去理解，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能否正视他们的思想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能否成立的根据所在。

事实上，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地区国情的差异、具体科学研究的进展、新的哲学思潮流派的产生和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的变化等多种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和特征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形态。

回顾历史不难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也是这种哲学的发展者，他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马恩阶段。由他们创立并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这一阶段还包括他们的一些战友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在恩格斯晚年，特别是在他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带有他们自身特点和倾向性的解释。这种解释通过普列汉诺夫的中介作用，影响了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更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通俗化解释，其中存在着简单化和误解。以上这些形成了隶属于俄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此同时或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也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形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区别，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为早期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理论路向，并逐步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李大钊、陈独秀算起，已经有几代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代表是邓小平以及党的领导集体，包括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和理论家，他们也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些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中的基本史实。我们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理论形态之间的关系。

有的学者曾借用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形态”论说，用“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等几个概念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能本着研究的态度看待，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是指主要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其名称为“新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次生形态”是指经晚年恩格斯、列宁阐释和发挥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名称不尽一致，内容比较复杂；“再生形态”是指被斯大林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们从苏联人手中接受过来的教科书哲学，其名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除此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即正在被我们运用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这些形态之间不仅有着一致性，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相互关系？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与它的各种衍生形态(如次生、再生形态)之间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主要是由马克思创立的，是这种哲学在建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作为整体来说是“一”；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衍生形态是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基于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又融入新的时代内容和思想成果而形成的，因此它必然是“多”。一般说来，对原生形态的解释要以原生形态本身为基础和源头，尽可能与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保持一致。但这种一致并不是必然的，也有发生偏差和变形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之解释的各种衍生形态必然是多样化的，乃至是多元化的。多样化的各种衍生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研究，就是要对这些多样化乃至多元化的衍生形态作出评价。一般说来，这种评价是参照原生形态，通过各种衍生形态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

在这里应避免一个理论误区，即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僵硬地划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当然，如果从这两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和文本依据来看，划界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在这种划界中，“马克思哲学”狭义上特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它以马克思的著作为文本依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文本依据则不仅包括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包括了隶属于这一学派的其他人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的后继者列宁等人的著作，甚至包括马克思的战友和学生的著作，逻辑上还应该包括当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在不断扩展的概念，而“马克思哲学”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确定的概念。

但是，如果夸大这种划界的意义，甚至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则势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人为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和后继者之间的种种“断裂”。排除那种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偏见”不论，在理论上存在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的理解方式问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马克思发源而不断流变的学说，是以马克思为根而一直在生长着并具有分枝的理论生命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与“流”抽象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而力图在源头上去寻找“马克思哲学”自身的所谓同一性和单义性，只能是否定历史的错觉。实际上，即使是在源头上也存在着差异，孕育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而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更是发展本身的特性所规定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侧重点和着眼点都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家族。只有从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才能合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正当地提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问题。

马克思文本研究也是如此。因为从解释学视角看，任何理论和学说的意义都不仅存在于文本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以后对它的解释之中。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是未完成的，解释敞开了文本意义通向未来的道路。正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解释，从文本“原有”的意义中不断开掘出其“应有”的意义，一种学说的价值才能发扬光大。

自从马克思的文本被创作出来以后，已经过了几代人的解释，形成了若干互有差异的解释系统。这些解释系统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马克思学说的各种衍生形态。今天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完全撇开“马克思主义”去“回到马克思”，否则只能是否定历史的错觉。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是由他人(包括同时代的其他人和后来人)进行的，因此它可以也必然是“多”。解释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可称之为衍生文本。被解释的原初文本与解释文本所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和扩充的关系。文本的意义存在于并且只能现实地存在于对它的解释中，“多”和“流”是对“一”和“源”的补充和发展(包括添加，当然也包括偏离)，现实中只能通过“多”和“流”去达到“一”和“源”。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既不是要简单地重复或张扬历史上的某种解释，也不是为了在众多的解释中增加一个新的品牌，而是为了带着当代的“问题意识”，通过新的解释，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或当代价值。如今，全球化时代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在回应全球化挑战和回答全球化问题中，把自己推进到新的发展水平。而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过程中，才能创造出既具有当代特征又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参考文献】

[1]《列宁论马克思主义》，2003年，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2004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4]《斯大林选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杨学功（原载《哲学研究》201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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