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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又一里程碑

2018-11-29 

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又一里程碑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万长松教授的新作《歧路中的探求》与龚育之先生的《历史的足迹》、孙慕天先生的《跋涉的理性》一起,构成了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三部曲”,是这一研究方向上的又一里程碑。该书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俄罗斯科技哲学,而是将之置于俄苏哲学的历史背景中,重点分析了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对俄罗斯科技哲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并基于新的研究范式和俄罗斯当代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俄罗斯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该书观点新颖、分析透彻、视角独特、文笔流畅,是一部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上乘之作。

[关键词]万长松;《歧路中的探求》;俄苏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

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界而言,无论是过去的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还是今日的俄罗斯科技哲学(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研究都属于“冷学问”。由于老一辈研究者的逐渐淡出,新一辈研究者正在成长,这一研究方向几近“绝学”,整体状况令人堪忧。从研究者来看,虽然中俄两国政治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但熟悉俄语的人仍然很少,有志于把俄罗斯哲学特别是科技哲学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对象来看,由于欧美学者一直把持着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话语主导权,再加上苏联时期教条主义和“官方哲学”的盛行,俄苏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和误解。苏联解体之后,由于俄罗斯哲学界的极度混乱和研究条件的窘迫,鱼龙混杂的学术观点和良莠不齐的出版状况更是加剧了这种偏见。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大语境,中俄(苏)睦邻友好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大蓝图下,对俄苏自然科学哲学的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和批判借鉴的工作虽历经风雨几度沉浮,却始终薪火相传绵延不断。

笔者认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在8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经过90年代的沉寂,很有可能在21世纪初实现复兴。20世纪中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背景下,龚育之(1929-2007)先生首开中国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之先河。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苏联教条主义对科学的错误批判给中国带来的“左”的影响,龚育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持编译了九辑《关于苏联自然科学领域思想斗争的若干历史资料》,收录了30多篇约11万字的相关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使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全面、真实地了解到了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思想斗争,也看到了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对苏联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粗暴干涉带来的严重后果。1985年,他将这九辑材料加以增补,正式编译出版了《历史的足迹——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的历史资料》一书,该书已成为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经典文献[1]。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研究领域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趋于沉寂。改革开放以后,当大多数中国学者把目光转向西方科学哲学,热衷于研究波普尔、库恩之时,以孙慕天、柳树滋、申振钰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在龚育之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恢复了中断近20年的研究,短短几年就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一书(出版《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一刊(创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动态》)、一会(召开“全国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和一所(创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研究所”)。以此为平台推出一批系统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总体情况、历史演变、重要成果的著作和论文,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研究高潮[2]。然而命运多舛,随着苏联的解体,由于研究人员和经费的双重匮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丛书不再出版,学术期刊停刊,学术研讨会中断,研究机构名存实亡,国内对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再次陷入低谷。

直到进入21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首先,在2006年孙慕天先生集毕生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之心血的大作《跋涉的理性》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的视角,对横跨108年(1883-1991)俄苏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以诸多胜于雄辩的史实向世人展现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特殊的历史地位,指出重启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其次,当年在这一方向上师从孙慕天先生的研究生们也开始崭露头角,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包括万长松的《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2004)、王彦君的《俄罗斯科学哲学研究》(2008)、白夜昕的《苏联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探究》(2009)。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同行的普遍认可,均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解除了研究经费不足的后顾之忧。实际上,这四本著作已经把苏联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俄罗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脉络、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基本观点和理论梳理清楚,为下一步深入研究俄罗斯科技哲学的范式转换和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最后,在张百春、刘孝廷等国内学者的努力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支持下,中俄两国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包括斯焦宾(В.С.Степин)、列克托尔斯基(В.А.Лекторский)、古谢因诺夫(А.А.Гусейнов)、斯米尔诺夫(А.В.Смирнов)四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丘马科夫(А.Н.Чумаков)、普鲁日宁(Б.И.Пружинин)、波鲁斯(В.Н.Порус)等在内的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都曾来华讲学,带来了俄罗斯学者在全球学、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伦理学、民族哲学和文化哲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是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黄金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先后召开了两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即“首届哈尔滨中俄科技哲学专家论坛”和“俄(苏)科技哲学暨比较科技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研讨会”。年逾古稀的孙慕天教授应邀作了《苏联科技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和《俄(苏)科技哲学发展的两条道路》两个主旨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在谈到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当代意义时,他再次强调:苏联解体以后,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俄罗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认识论派学者(主要是伊里因科夫、科普宁和凯德洛夫等)思想的流风余韵至今绵延不绝。与西方科技哲学相比,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是另一个理论维度,这为比较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为了对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展望,笔者借这两次会议的机会,对孙慕天、万长松、王彦君、白夜昕四位学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就俄罗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意义和在我国推进这项研究的展望等问题广泛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总结和汲取苏联科技哲学发展的历史教训,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鉴诫,正是这项研究的直接意义所在。”[3]以上表明,随着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趋于稳定、中国“一带一路”发展策略的实施和对俄文化研究重要性的凸显,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有望在21世纪走向“第三次复兴”。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2017年,我们欣喜地看到,由江南大学万长松教授新著、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一书锦上添花。该书是一部对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进行全面总结的学术著作。作者对1991年以来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概括,研究了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着重分析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元论到多元论、从科学的逻辑—认识论到社会—文化论、从技术中心论到人中心论的研究范式转换过程,指出了上述范式转换给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而是将之置于俄苏哲学的历史背景中,重点分析了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对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并基于上述新的研究范式和俄罗斯当代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俄罗斯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该书集万长松教授二十余年沉潜研究的深厚功底,给自然辩证法界呈现了一部文字精练、分析透彻、史论结合、理论性和可读性兼顾的一本好书。通览全书,笔者认为《歧路中的探求》主要在学术观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有以下几处创新,可圈可点。

首先,对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在内的“苏联哲学”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对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及其对后来俄罗斯哲学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分析。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国内对“苏联哲学”都是持否定或者虚无主义态度的,贬低、嘲讽、轻蔑和“空白说”成了评价苏联哲学的主流态度和公认观点。但近些年来,随着俄罗斯哲学界从情感发泄向理性思考回归,要求重新评价苏联哲学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把狭义的苏联哲学即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所谓“官方哲学”,与苏联时期的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哲学区分开来,并从后者寻找某些积极的因素和有益的成果来充实和发展当代俄罗斯哲学,成了俄罗斯许多哲学家的共识。“早在6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运动,它呼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诉诸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阐释,就实质上说,它是和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解释相对立的。”[4]作者特别关注了20世纪60至80年代在苏联兴起的“新哲学运动”。回顾这段历史不仅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苏联哲学、挖掘其中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而且对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其次,对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向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进行了深刻分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马克思主义一元论转向多元论、从科学的逻辑—认识论转向社会—文化论、从技术中心论转向人中心论。“这一正在形成中的范式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元素:反思苏联时期技治主义的经验教训,倡导以人学研究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人本主义;吸纳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确认科学技术对其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依赖;借鉴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救世精神和整体信仰观——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特色。”[5](P76)以上研究成果表明: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技哲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俄罗斯科技哲学在思维习惯、理论旨趣、叙事方式等方面都有别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这种范式转换的后果也是正负两方面的:一方面,范式转换使俄罗斯科技哲学更具有国际视野,富有活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长驱直入,也会使俄罗斯科技哲学失去其原有的深刻性和独特性,间接伤及到俄罗斯的科学事业。

再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坚持又有发展。坚持历史(趋势)与逻辑(范式)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历史研究,得出逻辑结论,即俄罗斯科学哲学向社会文化论范式转向,俄罗斯技术哲学向人中心论范式转向。接下来,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历史发展趋势,即俄罗斯科学哲学将沿着社会文化论的方向演进,俄罗斯技术哲学则把摆脱技术型文明危机视为己任。能创造性地把总体研究(理论)与个案分析(案例)结合起来:在技术哲学研究中,以从工具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向为轴线,全面介绍了俄罗斯技术哲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而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则以著名哲学家斯焦宾院士的学术生涯为案例,深入分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从逻辑—认识论向社会—文化论的范式转换。

最后,该书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独特的研究视角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既不是站在西方思维方式,也不是站在东方思维方式的特点上,而是基于俄罗斯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去把握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这场巨大变革。而俄罗斯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戾换式”(инверсия),即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强调非此即彼,或者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在苏联时期学术界长期把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奉为圭臬,而现在又完全转向了长期被批判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和被轻蔑的本土宗教哲学,应该说都是不理智和不明智的做法,俄罗斯哲学家并未从深刻的历史剧变中汲取有益的教训。”[5](P62)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即反对个人主义,崇尚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人类和宇宙的利益联结在一起的集体主义理想。用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的话说,这种“聚合性”就是“自由的社会性”,即共同性、集体主义、关心他人、与其他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追求社会公正等。如果不了解俄罗斯民族这两个思维方式特点,就不能理解包括俄罗斯科技哲学在内的俄罗斯哲学发生的种种变化,更不能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基于上述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该著作的主要建树是阐明了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二十年间(1991-2011)至少发生了如下变化:一是对待哲学遗产的态度上,从“情感戾换”,即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苏联哲学)或从全盘否定到全盘肯定(俄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转到“理性反思”。二是指导思想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拒斥以任何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观点,作为审视、评价、规定、划分哲学的是非、正误、对错、功过的唯一标准。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抛弃了局限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框架,采用西方哲学(比如分析学、解释学、现象学)、俄罗斯传统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以及东方哲学的“顿悟法”等研究方法。四是在研究主题上,不仅扩大和深化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原有的研究内容,而且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如生态哲学、全球学、高技术伦理学等,这些主题折射出俄罗斯救世主义和“聚合性”思想的光辉。当然,上述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和俄罗斯学界的认可,我们真诚地期望作者能继续探索创新,不断推出新作,以飨读者。

囿于历史的局限和研究者本人的局限,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都不会尽善尽美,《歧路中的探求》概莫能外。该著作的不足之处是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难以兼顾:对于俄罗斯科学哲学而言,微观研究有余而宏观把握不足。尽管拿出一章内容来对斯焦宾院士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的思想发展轨迹进行了追踪,但和技术哲学比较而言,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缺乏总体把握,特别是对年轻一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科学哲学家思想尚需深入研究。对于俄罗斯技术哲学而言,宏观把握有余而微观分析不足。尽管用两章内容对俄罗斯技术哲学10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评析,但和科学哲学比较而言,对俄罗斯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思想的分析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以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哲学家思想尚需深入发掘。金无足赤,正是还有以上需要完善的地方,才给作者本人以及后学留下了思考和写作的空间。

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关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已经完成了角色转换,新一代研究者正在成长起来。孙慕天先生在该书序中写道:“万长松的这一成果是对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重大推进。如果说,龚育之的《历史的足迹》主要是总结20世纪上半叶苏联在科学和哲学关系方面、斯大林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孙慕天的《跋涉的理性》把注意力聚焦于苏联反主流派、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改革派科学哲学家的理论突破,那么万长松的《歧路中的探求》则是对世纪之交新俄罗斯科技哲学发展线索的梳理重构。”[5]作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歧路中的探求》无疑是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万长松.龚育之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8):98.

[2]万长松.孙慕天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40年[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54.

[3]孙慕天,刘孝廷,等.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另一个维度[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5):157.

[4][俄]B.C.斯焦宾.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J].安启念,译.哲学译丛,1999(1):32.

[5]万长松.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Research on Russian-Soviet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 Xiao-ting
(School of Philosoph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Professor Wan Chang-song's new work The Search on Forked Road,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research on Russian-Soviet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ogether with The Historical Footmark by Gong Yu-zhi and The Trudging Rationality by Sun Mu-tian constitute the"trilogy"of this research field in our country.Instead of researching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solation,professor Wan Chang-song puts it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Russian-Soviet philosophy and main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the"new philosophical movement",which happened in Soviet during the 1960s to 1980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philosophy paradig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on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Russian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professor Wan Chang-song forecas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he work The Search on Forked Road is a first class work in the field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with its novelty viewpoints,thorough analyses,unique perspectives and fluent writing.

Key words:Wan Chang-song;The Search on Forked Road;Russian-Soviet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dialectics of nature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8)03-0014-05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18.03.003

收稿日期:2018-04-19

作者简介:刘孝廷(1963-),男,辽宁朝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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