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学生同事谈到他，好多人哽咽落泪；写作时，记者尝试找寻“光芒四射”的他，记起来的却是一位在日常点滴里显现微光的普通人。

这位“普通人”名叫周骞，是长沙理工大学教师，已工作了22年。

带学生、做实验，工作之余再读硕士、博士，看起来，周骞的日子与别的大学教师没有两样。

其实，有好多不一样。

很多大学教师都是上完课就了事，周骞不。课前课后他总是找学生聊天，征询上课意见、探讨学习方法，甚至帮助分析恋爱问题……有个同学几次缺课，他辗转打听，得知该生家贫做了几份兼职，不想上课只想打工。之后，他多次找到这名学生，以自己的经历和人生感悟多方开导，学生的学习劲头大变样，后来顺利毕业找到了理想工作。

很多人不愿意当班主任，周骞一次次主动“揽活”。“都说上大学没人管，但他就像妈一样。”大一新生张宇琪说，班主任周老师每周晚上的班会都会从家里打车来，跟大家聊天，教大家如何选课、规划大学生活，叮嘱早起锻炼天冷加衣，“别的班都好羡慕的”。

“大学里有好多‘看不见’的活儿，别人都躲、绕过去，他不会。”周骞所在的交通运输学院运输及物流工程系党支部书记周爱莲说。比如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大家都知道这项工作不计课时，也不一定会有成果，但因为周骞跟学生接触多，总有学生请他做指导老师，他也来者不拒。“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周骞的话语很朴实。

如果不是一个意外，周骞的点滴微光，可能没人会发现。

2013年10月，鼻腔多次出血、视力日渐模糊的周骞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课怎么办？”确诊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给负责排课的周爱莲打电话，担心自己的课没人上。

“化疗放疗同时来！”周骞对医生要求，“系里只有19位专业老师，每个人工作量都很大，我想快点出院好上课。”两个多月后，鼻子仍时常出血、掉了3颗牙齿的周骞出院了，重回讲台的他每周上8次课、带5名研究生，丝毫不顾医生“全休半年”的建议。“劝都劝不住！”教研室主任柳伍生说，系里想让周骞少上点课，他坚决不干，生病3年来，居然每年都超工作量。

“那时我正准备毕业答辩，几次找周老师，他都以各种理由推掉见面。”2011级研究生邹桂兰是第一个知道周骞住院的学生，“直到瞒不住了，必须面对面审阅、修改论文时，我才知道。去看老师那天，他带着帽子，头发掉了很多，边流鼻涕边讲论文，师母就在旁边给他递纸巾。”

重返讲台后，同学们觉得周老师与大家“更亲密了”，“交流时，他总会俯下身子把头侧过来倾听”。事实上，因为生病，周骞听力受损，讲话也中气不足。“感觉他很疲惫，有一天连续上了6节课后，仍坚持给我们答疑到下午6点多。”2012级研究生周燕回忆说，这期间周骞一直在揉头。

“对周老师我只有感激和歉疚。”研究生吕小峰说。去年6月，他有一篇论文要请教，周老师上完两节课后，和他坐在草地上谈论文。天渐渐黑了，周老师还要找教室继续谈，第一间宿管要关门、第二间有人要开班会、第三间……连找数间教室，吕小峰都有些烦累了，重病的周老师仍然不厌其烦。

如果说身患重病仍坚持上班、平时经常资助学生活动是周骞给大家的“小意外”的话，那么紧接着发生的事便是“大意外”了。

住院两个多月，所有同事、朋友的慰问金，周骞都悉数退回，总数过万元；校工会慰问金2000元，他自己再加200元，捐给生病学生；评上省教育工委“优秀共产党员”所得的1000元奖金，全部交了“额外”党费；获学校首届“教学贡献奖”，2万元奖金他全部捐出，用于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周骞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母都是没有收入的农民，现年81岁的父亲自2008年大病后精神失常，后来也发现了鼻咽癌，母亲这几年3次住院，儿子在上大学，岳父母更是常年要请看护。

“住院有医保，每月有稳定收入。”周骞说自己不缺钱，能多帮一些学生，挺好的。（本报记者 李伦娥 赖斯捷）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10日02版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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