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技术批判之现代性根基的文化哲学解析

2014-04-21

在对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解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和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是两种基本的视角。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出发，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生态意蕴得以呈现；立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人本价值进一步彰显。然而，考察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却并非只有这两种视角。事实上，文化视角[①]是以往被忽视、却又为马克思技术批判本身所固有的基本视角。文化视角的缺失，容易造成马克思技术批判乃至整个技术观精神实质的遮蔽。从文化视角考察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最根本的就是要揭示其得以产生和形成的文化背景与实践根基。“现代性”无疑是对现代文化精神及其实践的最深刻、凝练的概括，也是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现实根基。立足于现代性批判的视野，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本质上是对现代人技术化生存困境的批判与诊疗。

一、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有人赋予现代性强烈的历史意识，如黑格尔将 “现代”（Modere Zeit）理解为“新时代”（Neue Zeit），他将这一“新时代”追溯到16世纪前后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人从制度层面定义现代性，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形式，如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指出：“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1]也有人从精神层面对现代性做出解释，将其看作一种精神气质、心理体验、叙事方式或者态度，如米歇尔·福柯就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或气质，他说：“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ēthos（气质）的东西。”[2]还有学者从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视角做出了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

以上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理解皆有其独到且合理之处，但也同时存在某种局限。特别是当我们从哲学层面来审视现代性，试图把握并传达出现代性的总体性特征、深层机理及其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无所不在、错综复杂的渗透性时，这些定义就显得力不从心。这说明，现代性一词“最终还是不能靠某一方面的理解所能概括得了的。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这样的现代性一经形成，便作为一种机理性的、文化性的东西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社会发展。”^[3]也就是说，总体性是现代性的突出特征。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精神等各个层面，不仅表现为现代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包括理性化、主体化、科层制、异化、世俗化、商品化、袪魅、个体主义、客观主义、极权主义、同质化、一体化、工业社会，等等）的总汇，更表现为现代人的一种整体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或曰文化模式。

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文化模式”，其意义在于：有利于揭示现代性的内在性、深层次性及总体性等特征，表明了对现代性的宽广、开放式理解。文化是根植于人的内在生命的人类群体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是人的一切活动模式的内在制约机制和历史地凝结成的基本生存方式。它主要指的不是感性、具体的文化现象，而是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之中的深层次的、机理性的东西。这样定义的“文化”，其突出特征就是总体性或曰整体性，它不仅包括科学、理智、技术的要素和人的非日常生活，更包涵人文、价值要素和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它体现的是人的整全生命，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这种“文化”的定义相一致，作为“文化模式”的现代性，指谓的不是各种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现象，而是隐匿于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及深层机理。相应地，对现代性的关切不应满足于对现代社会的局部探索和理性分析，而应从总体上思考并揭示现代人的整体生存命运及发展趋势。这恰恰表明了对现代性的一种开放式理解。马歇尔·伯曼曾将这种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与博物馆式的理解方式相区别：“博物馆式的理解方式将人类活动割裂成碎片，并将这些碎片锁定为各种独立的现象，分别用时间、地点、语言、种类和学科予以标签。”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则不同，“它能使我们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艺术活动、理智活动、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都看作同一个辩证过程的组成部分，使我们展现出它们之间创造性的相互作用，这种理解方式为在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展开对话创造了条件”^[4]6。

一些学者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此种理解。马歇尔·伯曼本人就是以“一种开放而伸展的理解文化的方式”将现代性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4]6。衣俊卿明确地将现代性定义为“文化模式”，他说：“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5]13他认为，这样的现代性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5]14吉登斯也概括了这种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6]

由此可见，作为“文化模式”的现代性，表征着现代人的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架，昭示着现代人生存的深层困境和危机，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反省。对现代性作“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的理解，是基于总体性的维度，对现代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和本质规定性的深刻把握，“这是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方式”^[5]14，只有以此种方式反思现代性，才能揭示现代人的整体生存状态及未来命运。马克思正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对现代性予以批判的。

这里首先要对两个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予以回答。其一，马克思与现代性有没有关系？或曰，马克思有无现代性理论？其二，如果对前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与现代性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曰，马克思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了辩护，还是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关于前一问题，国外诸多学者如马歇尔·伯曼、劳伦斯·E·卡洪、伊格尔顿、贝斯特和科尔纳及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已经可以较为充分地证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存在。关于后一问题，学界争议较大。哈贝马斯、福柯等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现代性理论，其基本立场是对现代性的维护；詹姆逊、贝斯特和科尔纳以及一些国内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后现代特征，其基本立场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其实，简单地把马克思归为现代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都是有失偏颇的，且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意义不大。事实上，对于现代性，马克思既没有简单地肯定，也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立足于现代人的生活实践本身，对其进行了辩证批判，揭示出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各种文化矛盾，并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现代性进行了更为细致、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多层面、多维度的，这是由其宽广的研究领域及研究视野的历史转向所决定的。伴随着思想演进的历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追问经历了从追求到批判、从宏观辩证批判到微观机制分析、从“发生学”考察到“传播学”探索的转向，其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也呈现出哲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的转换。然而，不管研究的具体视角如何变化，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宗旨是不变的，这一宗旨与其哲学宗旨或思想宗旨一致：“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即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反思和批判，寻求通往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追问与批判，从来都是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批判的目的不是为单纯寻求现代性的理性逻辑或在理性思考中克服现代性的缺陷，而是要在揭示并分析现代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克服矛盾、最终改变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现实路径。这种批判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总体的而非局部的，是对内蕴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机理和机制的批判，是对现代人整体生存命运的关注与反省。由此可见，马克思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人的整体生存模式或文化模式。

二、立足于现代性的技术批判

技术与现代性是马克思哲学的两大关键词，马克思不管是对技术还是对现代性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仅如此，在马克思那里，技术与现代性不是各自独立的问题，而是内在相通的，构成一体的关系。这同样是由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及其理论特征决定的。马克思强调所批判的“旧世界”，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用以表达其完整内涵的词语即“现代性”，如利奥塔所言：“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8]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是“革命的”“实践批判”。与费尔巴哈代表的旧哲学“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9]499不同，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立足于感性实践，将“现实的人”作为其哲学的根本出发点。从“实践”的原则出发，马克思必然将目光锁定在“工业（包括商业）”这一资本主义最基本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在他看来，“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9]528可见，马克思将工业视为现代社会即“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在他看来，只有对资本主义工业活动加以剖析，才能真正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寻找到摆脱现代性困境和通往理想社会的切实道路。由此，资本主义技术活动（工业活动）成为马克思切入现代社会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对技术与现代性关系的阐释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性构成技术置身其中的整体文化背景。如前所述，我们强调从文化哲学层面来看待现代性，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模式或生存方式，这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马克思在意指现代性时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时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文明”等，正是基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视角。马克思将一切具体问题的考察——包括对技术的考察——都置于这一视角之中。尽管他在不同时期对技术问题关注的侧重点和具体视角都有所区别，经历了“人的类本质——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工业——原始文化”的具体视角的转换，但总体上看是将技术置于现代性背景之中，在关注现代人生存发展的哲学主题中予以考察的。另一方面，技术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由外而内地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对人的生存的影响虽然尚未达到如今天的严重程度，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应用技术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受到马克思的极大关注。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无疑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他已经看到，技术作为一种机理性的东西渗透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讲，“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10]，甚至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因此，考察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就必须从考察技术入手。

立足于现代人的生存实践，马克思展开了对技术的批判。

早在1843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就已显现出对现实历史的关注，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定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9]4这种基于人的现实异化关系而进行的哲学批判在之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更为完整的呈现。在这一技术哲学思想的奠基之作中，马克思对社会现实中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支配和奴役的现象予以关注，并将视线聚焦于工业（技术）活动这一“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9]193，全面考察了由于技术（劳动）的异化而造成的人的全面异化：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还带有人本学的色彩，但已显现出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现实思考和对工业生产造成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批判。在《神圣家族》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力求去发展出一种源于历史自身的批判逻辑，这就必然使工业再次成为他关注的重点。在他看来，工业活动构成了历史的起点，历史运动不能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不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无法认识这一历史时期。工业理应成为一定时期的“历史的诞生地”。^[9]350-351此外，马克思也开始注意到机器这一技术形式在工业中的地位。

在唯物史观形成时期，马克思摆脱了对人的类特性的抽象思考而转向了现实的“世界历史”和工业生产，在世界文化视阈中对技术进行了双重思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原则得以确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态》中， “现实的人”成为哲学的出发点。这意味着，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全部哲学思考都是基于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正如他所强调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9]52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技术在促进“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巨大作用，肯定了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文化进步，向我们描绘了现代社会在生产力、社会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技术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技术进步与文化进步的矛盾，马克思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在《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技术）异化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考察了技术与文化的矛盾在现代人的整个生活中的表现，即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物化对现代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

在《资本论》等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批判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完整而生动的历史画卷。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研究以政治经济学为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器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切入现代人的生活，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批判。马克思认为，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适合的技术基础。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机器与工具的区别、机器的基本特征、以机器发展为主要标志的技术史的划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工人生产和生活现状，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核心和焦点。马克思全面考察了工人生产环境的恶化，对于资本家以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雇佣妇女和儿童、实行夜工等方式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增加剩余价值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批判，揭示出造成工人恶劣的生产环境和劳动境遇的制度根源——工厂制度，并声讨了工厂制度的代言人——尤尔。然而，工人的悲惨境遇不仅仅表现为应用机器所导致的恶劣生产环境，更表现为机器的应用所“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11]343。马克思运用大量资料对工人精神生活的异化、道德的堕落、教育的缺失、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考察，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

马克思晚年对技术的批判是建立在考察原始社会的基础上的，这一考察依然有其现实目的，即在完善唯物史观的前提下，为现代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特别是东方民族）的文化发展指明出路。也就是说，马克思关注的仍然是现代性背景下人的文化发展。

三、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精神实质

把握马克思技术批判的实质，首先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论域的定位问题。以往人们倾向于将政治经济学[②]批判视为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基本视阈，并相应的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的“时代问题”理解为经济问题，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是在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的，其技术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12]此种理解由于缺少总体性的视角而导致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真实精神和深层价值的遮蔽。事实上，马克思将技术置于现代性背景之中，对现代技术存在于其中的整个文化情境进行了全面的现实的批判，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批判。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表现为更为深切的文化批判。

对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作文化批判的理解，是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特征相一致的。卢卡奇曾经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谈到：“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13]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就体现出这样一种总体性特征。如前所述，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由于人们通常从经济学意义上来定义资本，认为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因而，也就相应的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或经济学批判，这种理解通常也伴随着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曲解。如吉登斯就认为马克思只是从经济维度批判了现代性，其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是一种经济还原论。其实，资本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狭义的经济学范畴，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这就是说，资本表征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内在机制和原则贯穿于现代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人的整个生活都受到资本的支配。这说明，马克思是从总体性视阈来理解资本的。相应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具有了总体性特征[③]。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特征决定了其立足于现代性的技术批判不是在经济学框架中进行的，因而不仅仅是对生产关系的批判。正如马克思在1846年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的：“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15]这表明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已达到了对经济学论域的自觉超越。当然，马克思无疑对社会的经济领域和人的经济活动更为关注，这是因为，经济领域是一切领域的基础，经济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对技术及整个现实历史的批判必须诉诸对经济的批判才能实现。但是经济视角的批判并不能取代其它视角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晚年的一段话是有说服力的，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6]

通过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地反省了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并积极探索了一条通往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因此，马克思技术批判的实质是对现代人技术化生存困境的全面反思与批判。

人是技术的存在。人类在同猿类相揖别、成为“人”本身的那一刻起，就已与技术结为一体，开始了技术化的进程。所谓“技术化”，是指“人的活动愈来愈按技术活动原则与规范展开，人愈来愈被纳入各种技术系统的建构和运行过程之中，成为技术系统的单元或作用对象”^[17]。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的技术化程度与速度差别较大。在农业文明以前手工劳动为主的技术形态中，技术化进程较为缓慢，程度较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特别是随着机器体系纳入到现代生产实践中，人类的技术化进程大大加快，技术开始在人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开始作为一种内在机制渗透到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领域之中，成为影响、制约甚至操控人的生存的重要条件。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技术化生存境遇。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的技术化生存境遇已日渐显现，马克思以其敏锐而深邃的哲学视野关注了这一现实。他看到了技术化生存的两重性，一方面，对技术化生存的积极方面予以充分肯定。在他看来，技术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本内涵的技术化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文化成就，推动了人类进步。在《哲学的贫困》中，针对蒲鲁东否定现代技术而主张“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那里”的倒退想法，马克思坚决予以批判。他虽然认为是现代社会内部分工使劳动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因而产生了职业的痴呆，但他同时坚信：“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9]630可见，马克思充分肯定技术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技术化生存的消极方面或曰人的技术化生存困境。这一困境主要表现为现代技术异化所造成的人的生活的全面异化。所谓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成为同人相对立的外在力量而统治了人，“社会生活的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18]37在对异化的诊断中，技术成为马克思的独特视角。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技术，但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它已经构成了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巨大异已力量。马克思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里，他将技术视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即确证人的本质的最直接、最容易感知的方式，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技术异化所造成的技术与人的本质的疏离、人逐渐丧失了本质的丰富性而成为片面存在的异己状况，开始探索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在唯物史观形成时期，马克思已很少使用“异化”一词，但是他关于技术异化的思想不仅没有丢弃，反而深化和发展了。他揭示了技术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工人生命活动的简单化、廉价化，对资本主义文化所呈现出的精神匮乏、人性失落、文化最终异化为自然的境况进行了尖锐批判。在思想成熟时期，马克思在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技术化的进程、机制及本质的基础上，对由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造成的工人全面异化的现实生存境遇做了生动而详尽的描述，并深刻揭示出技术异化的根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当然，马克思认为，技术异化是可以被克服和超越的，同时他也指出了现代人摆脱异化的现实出路，即通往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之路：“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18]515在此过程中，技术化的进程依然向前，不可逆转。摆脱了资本统治形式的技术，最终将达到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性化的统一，真正实现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

马克思之后的一些西方哲学流派，如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哲学、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面对人类日益严峻的技术化生存困境，进行了更为深刻而系统的反省和批判。但他们的技术批判均指向技术本身而最终陷入了对技术的抽象批判，或者把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技术的否定，或者把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诉诸于艺术的沉思，却没有把技术置于现实历史背景中特别是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因此不能正确揭示技术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根源，也就不可能找到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的道路。与西方学者不同，马克思对技术的关注源自现实生活世界，现代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现代人面对的最根本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蕴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11]95-96资本原则应该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负责，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负责，只有从资本的分析入手，才能真正找到克服技术异化、走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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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春玲，陈凡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资助“文化哲学视阈下的马克思技术观——基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13JD71004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性追问与技术化生存批判——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研究”（2012M520644）。

作者简介：于春玲（1976--），女，辽宁本溪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东北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技术哲学。陈凡（1954--），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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