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技术的发展，激发人类对技术哲学和伦理的思考

撰文丨董牧孜

近日，国内著名的尼采、海德格尔研究者孙周兴出版新作《人类世的哲学》。《人类世的哲学》是孙周兴继《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18年）之后，对“未来哲学”、“技术与未来”等问题所做的进一步思考，意在突出人类此在的危急性。

孙周兴力图突破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线性思维藩篱，开展一种“二重性”的技术哲学和生命哲学之思。8月13日，《人类世的哲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就“未来与技术”与孙周兴展开对话。

上世纪80年代，孙周兴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地质系，而“人类世”这个概念就来自地质学。它意味着地球已经进入一个新世代：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地球表面和地球的运动。人类文明也随之进入一个新时期，用他的话来说，已经处于“类人文明”的阶段，不再是以往的“自然人类文明”。换言之，“人类世”意味着一个文明大变局，即自然人类文明及其精神表达系统的颓败，以及技术统治时代新文明的形成。

《人类世的哲学》一书处理了18世纪后期以来，技术工业如何改变了自然人类文明。对于自然人类文明来说，哲学、宗教、艺术等精神表达体系是我们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后来，尼采说“上帝死了”，这背后意味着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的崩溃。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原因在于技术工业的发展。面对这种时代的变化，孙周兴提出，我们必须重建生活世界经验。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个体的精神状态和整体精神制度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我们会面临种种精神问题的挑战。此外，“人类世”的哲学人文科学也必须调转目光，以“未来性”为指向，把新生活世界经验的重建视为本己的任务。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就“未来与技术”与孙周兴展开对话，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主持了这次发布会。

徐英瑾近年来专注人工智能研究，关注人工智能衍生出的逻辑哲学、统计学哲学、认识论、技术伦理、法律等问题。他的分析从海德格尔说起。人工智能这门学科建立于1956年，上世纪70年代海德格尔过世时已有人工智能，但尚未大规模进入生活世界，海德格尔也没有专门写过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但他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仍有很大帮助。

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点至关重要，即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差别。到了某个环节，古代技术转变为现代技术，于是就有了出现人工智能的可能。古代技术往往以直接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风推动帆船前进，显而易见，不存在任何神秘的地方；而现代技术则要必须通过中介来实现，比如核动力航母的能量来自核裂变本身，核裂变本身要经过弹射器、热量、水、蒸汽等不同环节的推动才能达成。

高度的中介性，是当下技术的特点。比如计算机语言，就存在后台操作语言和界面语言的区别。所有人都能看懂手机界面，但手机后台的操作语言对于普通人来说则难以理解。事物表面的运作和背后的运作机理之间产生了巨大差距，这导致我们愈发难以理解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

实际上，“深度学习”也是如此。“深度学习”给人以一种很聪明的感觉，仿佛人工智能可以深入学习一件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人将其翻译为“多层学习”，这在学术上更为准确。因为人工智能实际上和人类的学习机制完全不同，是通过海量的数据慢慢摸索出规律性。深度学习的算法粗暴野蛮、毫无忌讳，从不向用户展示背后的过程。

在徐英瑾看来，技术像水一样，它可以往两个方向走，但一旦技术和资本达成共谋，就有可能面临各种冲突。今天美国的民主政治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当年美国国父那一辈政治家，根本无法预见到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会对此前的政治选举造成怎样的改变和影响。至于当下的红人马斯克，他渴望以技术消灭掉一切壁垒，将地球变为网格化的世界。在这一类技术狂人看来，技术会带来信息、物流等的平等化，然而，文化地理、语言等因素依然在发生作用，资本的力量往往会鼓励实践走向糟践的方向。

技术的发展激发着我们对于技术哲学的思考。最终，基础哲学的根基还在于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学者吴冠军近年也关注技术问题，出版了《爱、死亡与后人类》等作品。他指出，哲学一直以来都是追本溯源，但孙周兴在作品中则强调了另一点：我们应该做另一个变化，把头扭向未来。“人类世”所处理的命题，即是人为什么要面向未来，它带给人的是一种来自技术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技术一旦成熟，它就隐身在背景之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人是城邦的人；而从技术哲学来说，城市就是技术，是技术的“义肢”。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孙周兴的《人类世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指引性方向，即做哲学、政治哲学研究的人，也可以参与跟技术的对话。

撰文 董牧孜

编辑 徐伟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