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面抑沉思：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后现代性地貌

2012-10-22

摘要：在理性主义的地平线上，毛泽东哲学辉目而砺宕。然而，在迷离的现代性朝雾里，毛泽东哲学还匿伏着独特的后现代险峰，处处怒放着异彩之花。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哲学的“异质”，还引发了后现代思想家们创作的涌动。

关键词： 毛泽东后现代哲学创作

福柯说：“在古代，人们追求规则，追求形式，追求尊严。”[1]那么，后现代的反其道则在于向一切秩序讨伐，“人类普遍历史”的概念在后现代“生活世界”中走向终结，后结构主义成为众多后现代思想家的生存美学。但在毛泽东那里，反对旧世界则意味着激活一个新世界，并成为一种不断催化历史分离与文化裂变的刃思。

一中国作风：话语创作上的小叙事

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性特征时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让我们受够了总体化的折磨。为了对唯一的整体性的体验和遵从，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现在，当我们再次听到重建恐怖的整体的喃喃声时，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让我们激活分歧，挽救它们的荣誉”。[2]也就是说，创作上的小叙事和对异质性话语的极大宽容度应成为后现代话语的奇点。

这种注重特殊性的思想创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异式。毛泽东多次谈到反对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1956年在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害，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1956年在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4]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5]这说明了毛泽东早就反对社会主义的同一模式，主张社会主义个性化的发展思路。同样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6]毛泽东注重事物特殊性的方法受到国际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家戴维·麦克莱伦的关注，他认为，毛泽东把辩证法的“规律”的提法放在一边，而把矛盾的概念置于其世界观的中心，“当然，毛泽东更为强调的不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是它的特殊性。”[7]

对于马克思所描绘的无阶级的理想社会，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已有了“异常”的想法。他不认为会存在一个具有传统的大叙事的、理想化的和带有某种终结性的完美的公平社会。毛泽东指出：“许多不公平的事情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8]对此，福柯响应到：“而在一个无阶级社会里人们是否还使用公正概念，我对此无把握。”[9]显然，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后”叙事更后于福柯的“后”。

二武装割据：权力制控上的微循环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涵摄了丰富的哲学构境，其运思理路也逆反于一统化线性范式。对政权的摧毁弃用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传统裂变效应，而是在白色政权的控制地域里，利用险要的地形地势，实行红色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动摇敌人的基础，再对各个局部进行分解。简明地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敌来说，实行武装割据，锯割其权力输送，使得权力制控的失效；对我来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实行权力制控上的微循环。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时指出：“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10]因为，战争的流动性决定领土的流动性，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性流动。反之，“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两万五千里长征。”[11]即割据的流动性是我方权力控制微循环的主要特点，也是其生命力所在，而反对微循环的人最后却被迫要大循环。在割据和流动性中，游击战则是必要的方法，因为游击队的主动性在于分散和灵活，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有很大的计划性，游击部队能够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转移其位置。

毛泽东始终反对权力的全面扩张和大循环。建国后，毛泽东分析了解放初期国内外的形势和现实条件后认为，“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2]对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毛泽东早就提出严厉的批评。1960年5月在会见非洲朋友时，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13]1963年9月同日本朋友谈话时又指出，美国的手伸到我们西太平洋、东南亚，还伸到非洲，它的手伸得太长了。这样就注定要失败。

毛泽东的权力微循环理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那里受到了注意。“首先，不要在它们中心，在可能是它们的普遍机制或整体效力的地方，分析权力的规则和合法形式。相反，重要的是在权力的极限，在它的最后一条线上抓住权力，那里他变成毛细血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他并对它进行研究。”[14]即权力在它边远的薄弱地区，突破了组织它和限制它的规则。如果在这些规则之外，植入新的力量，将成为对抗原权力中心的新的权力场。对此，麦克莱伦也这样认为，“延安政权尽管不符合正统的共产主义标准，但它在实践中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其思想的正确性。”[15]

三举重若轻：行动策略上的反逻辑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诸多的战略战术，这些行动策略都蕴涵着丰厚的哲学思想，而且具有反常规的运思理路。他主张的游击队能够打败正规军、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的思想使我们在国内国际的各种革命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鼓舞。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类似于四渡赤水、红军北上等出其不意的战略布局比比皆是。针对国际上美国的嚣张，196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代表团时讲到：“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靠我们向美国人学。”[16]毛泽东不仅指出了，以弱可以胜强，而且还反常规地提出向敌人学习的思想。这深刻说明了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举重若轻和哲学家的逆向思维。1965年1月和斯诺谈到美国哪里有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时说到：“所以美国军队是可以调动的，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有点像蒋介石的军队，叫它怎样就怎样。”[17]

针对苏联使用我海军基地的谈判，1964年毛泽东在同美国朋友等谈话时说到：“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去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18]这不仅反映了毛泽东的过人胆识，也生动说明了毛泽东哲学的反逻辑旨趣。1964年1月毛泽东在解释其诗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说到：“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19]

毛泽东的反其道思维，来自于无畏的精神力量和彻底的理论品格。1965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他快见上帝了，斯诺说他身体很健康，他回答到：“我准备了好几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20]在和斯诺谈到原子弹时指出：“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是不是这样？相当落后。”[21]接着谈到原子弹氢弹的不可怕以及微小生命力的顽强时说到，“对那些地方的鸟、树、海龟说来，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22]

对于加入联合国，毛泽东再次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和运筹。在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赶快加入时，毛泽东又一次反其道而为。在1956年和印尼总统苏加诺谈话时，苏加诺提问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态度，毛泽东说：“人家看不起我们，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个小的也没有。因此，何必急呢？”[23]后现代主义重要作家利奥塔也认为，柔弱式自由民主比僵硬式集权在共同体调节上具有更强大的功能，“久而久之，这种柔韧性被证明比稳定的等级制度中严格的角色规定更有效。”[24]

尽管反其道的思维范式是后现代主义反共性的“共性”，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反”照下，利奥塔等人的“反”不过是泛泛之描。毛泽东行动策略上的反逻辑，并不在于一个形式上的“反”，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正”，他是真正掌握哲学秘密的哲学家。

四民族平等：世界地理上的非中心

毛泽东的思想构成中，独创性地开辟中国式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原则也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称颂。他主张首先从自我做起，1956年在和外国兄弟党代表时谈到，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是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25] 1968年在审阅军队请示报告中“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下面，做了这样的批语：“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26] 1970年，他在中联部邀请外国访华团的批语上写道：“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向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27]

面对国际上的大国霸权主义，毛泽东始终站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边，不畏强权，坚决支持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的斗争。1963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28] 1965年1月和斯诺谈话时，批评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但他们就是不听。在1970年12月会见斯诺时还谈到，欢迎尼克松来访问，“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29]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更是对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典型注解。

毛泽东反大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思想在福柯那里受到了极力推崇，在福柯看来，我们过去的历史是大国的历史先验地包含小国的历史，强国的历史附带着弱国的历史。现在这样的公设必须为异质性原则所取代，即这一部分的历史并非是另一部分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以后的历史表现为种族斗争的历史，是反历史，但我认为它同样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而且更重要。”[30]

毛泽东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的思想，在英国后现代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哈维认为，长期以来潜伏在后台的种族主义，现在跃上了政治思想的最前线。军事干预只是帝国主义的冰山一角，霸权主义的玄机在于“霸权国家通常会确保和提升外部的和国际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制度安排中的非对称性交换关系能够使它们大受裨益。”[31]因此说，霸权主义作为现代性成长的缩微，既昭示了现代性滋生的溃烂，也测度了现代性隐匿的多端。

五推陈出新：文化秩序上的弱传导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共产党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却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的拥护。毛泽东这里引用国民党的宣传，实际上也是表明，共产党就是要反“文化”，反对国民党的所谓爱国爱家的虚假文化，或者说，就是要和这种伪道德决裂。

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对中国封建文化革命的主张，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指出，农民在乡里造反，城里的绅士和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认之为“糟得很。” 而这种对封建统治的造反，则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则是“好得很”。1939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32]可以说，“革命”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实践活动和文化自觉。

毛泽东提出的文化革命是和一般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主张否定性的和反叛性的文化重生及推陈出新，具有生态链上断裂性和整体上的弱传导意义。毛泽东提出剥离传统文化中的反动本质，植入新的代表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他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批判地接收它，而“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33]即使是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在他看来也有不断革命的需要。因为，他认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34]因此，文化革命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没有不灭的文化形态。1964年8月他在和时任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谈话时指出：“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就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35]毛泽东的深刻思想，对于主张马克思主义永恒的人来说，则是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文化承接的弱传导、非连贯性和不断革命的思想，有着比后现代主义更加的彻底性。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总体化特权一方面意味着同一性中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连续性记录。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历史的连续性提出了诸多批评。布尔迪厄认为，事物发展的连贯性逻辑不过是人为的预设，“必须承认，实践有一种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这样才不至于过多地要求实践给出它所不能给出的逻辑，从而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36]显然，毛泽东的文化弱传导思想比后现代理论家的述说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辩证的品格。

六诗词书法：所指辐射上的思外思

诗词和书法是毛泽东理论运思之外的但同样具有很重要价值的思想创作地域。重要的是，他是通过诗词和书法来表达传统理论无法表达的意境和意念。他主张诗应注重形象思维，因为形象思维不同于抽象（逻辑）思维那样，对信息加工首尾相接地、线性地进行，它是跳跃性思维，也是或然性或似真性的思维。形象思维虽然反映的是意象、直感、想象等形象性的观念，但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其形象的再现，而是具有所指上的超越概念之思。

1965年7月毛泽东在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回复请求改诗的信时谈到：“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37]

诗歌在语言学上的特殊意义，早被后现代作家所注意。鲍德里亚同意诗歌并不是为话语增添一些修饰性巧工，而是对话语的构成要素进行重新评估。在他看来，诗歌中，语言返回自身是为了消解自身，它不以自己为中心，打乱了全部逻辑结构，特别是消解了符号仅是符号的内在反射性，即诗歌使语言获得了符号信息发射的越境性。诗歌不能还原为意指方式，意指方式是语言学的生产方式，所以诗歌不能还原为语言学。“诗歌是语言反抗自身法则的起义。”[38]这个法则也就是语言自身的所指限度。诗歌超越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编码法则和能指的线性法则。

对于书法，毛泽东尤爱草书，一生留下了大量草书手迹。1958年10月还写信给田家英让他准备草书的典籍，“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一询，可否借阅那里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39]毛泽东钟爱草书豪落拓漫的原因乃是草书笔画的异位，具有反同一性和挥意的审美取向。浓淡相间、流利苍劲的“乱石铺街”是其书写的“纷乱美”。

鲍德里亚认为，“易位书写”是对传统符号和主导文化的恐怖主义权力时空的干预和对传统同质性的进攻，是对传统符号的起义。“符号的全部光环，甚至意指本身，都由于确定性而消解了：一切都消解在记录和解码中。”[40]毛泽东狂放无羁或又委曲的无宗无派无定性的书法正印合了鲍德里亚对摆脱任何参照、任何来源的信息为零的一种真正符号的热切。实际上，两者共同表达了一种对深层意识形态摧毁的一种隐喻。

结语

毛泽东的思想创作是在遵循社会历史规律大叙事的现代性的总体原则下进行的理论运思和实践探索。它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也体现在，对双重压迫下的落后东方大国的历史趋势的总体把握，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敌作战的特殊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后现代性表征为在现代性主导下和现代性共同作用的生成和运作机制，主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它和当代后现代主义作家一味坚持后现代性写作具有不同的运思理路。毛泽东的后现代性是不自觉的，但其革命性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也和众多后现代思想家的行动印迹正好是相反的。

毛泽东后的毛泽东哲学研究出人意料地在全世界获得了热烈地推崇，这不仅来自于毛泽东对历史学、哲学和人类学的深度沉思，更在于毛泽东思想具有扑面的直击力。这种直击力成长于对现实秩序的不断否定和辨识，是对秩序化世界的一种“异”思、“反”思或慎思后的政治敏觉和决断力。

参考文献：

[1]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2]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3][32][3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568、699页。

[4][23][2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143、123页。

[5][6][3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1062、1083页。

[7][15]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1、220-221页。

[8]《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9页。

[9]《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10][1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0、229页。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13][16][17][18][19][20][21][22][26][27][28][29][35][3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426、412、358、368、400、402、403、431、433、330、437、391、421-422页。

[14][30]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63页。

[24]利奥塔：《后现代道德》，莫伟民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3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36]布尔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38][40]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江苏凤凰传媒集团，2006年，第298、81页。

[39]《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504页。

作者简介：余乃忠男，1961年生，江苏盐城人，哲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湖南长沙4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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