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座架：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技术决定论上的异同

2015-05-21

摘要：技术决定论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和特征。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思想以“生产力”概念为核心，而海德格尔的技术决定论思想以“座架”概念为核心。两者的相同点在于：“生产力”和“座架”都具有“基础性”。不同在于：“生产力”构建着“人的需求”，并决定“人的自由”；而“座架”构建着“技术的需求”，并威胁“人的自由”。“生产力”和“座架”集中反映了同为存在论哲学之扩展或深化的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和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马克思海德格尔技术决定论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都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宝贵资源。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技术决定论这一视角来比较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探讨存在论视域下技术哲学的不同路径。在我们看来，技术决定论通常指如下观点：技术方面的变革是使社会实践、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变革的原因。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凡是既符合“条件一”（即“技术方面的变革”遵循某种逻辑或规律）又符合“条件二”（即技术方面的变革是使社会实践、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变革的唯一原因，简单地说，“原因”是唯一的）的便是“强”技术决定论；如果只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则为“弱”技术决定论。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论证如下观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均为“弱”技术决定论思想，前者以“生产力”概念为核心，后者以“座架”概念为核心。之后，我们会进一步阐述两者的异同等内容。

一、以“生产力”为核心的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思想

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思想。我们不仅可以从赞同者那里获得证据，还可以从反对者和折中者那里找到佐证。温纳、威廉姆·肖等是赞同者，W·米勒、G·罗波尔等是反对者，而P·阿德勒、芬伯格等是折中者。

温纳在《自主性技术》（1977）中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辩护。他说，“马克思把在所有历史中都起作用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分离了出来”，并“一再声明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78-79。他还认为，在马克思技术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决定论主题：其一是“人类自由”；其二是“技术构建人类需求的方式”。关于它们的阐释都与“生产力”密切交织在一起。温纳总结说，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门哲学或社会分析模式，而非科学，其主张尽管不如有时被认为的那样伟大，但仍构成关于技术决定论的合理概念……”^[1]82

另外，威廉姆·肖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的“导论”中也承认，对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他倾向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在以“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为标题的一章中，他将“技术决定论”与“生产力决定论”等同使用。威廉姆·肖说：“我认为，马克思或许把生产力在物质生产中的第一性地位看作是一望而知的、显而易见的真理。如果我们考察到他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选择的——在他的一般观念范围内——是生产力决定论，这一点就可能更易于理解。”^[[2]]58在别处，他又说：“既然生产力是历史进程的基础，可见马克思是在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基础进行‘技术决定论’的解释……”^[2]78

反对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如下：观点一：认为马克思虽坚持“生产力”的首要性，但由于“生产力”不等同于“技术”，故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观点二：认为诸如“生产力单向决定社会”、“生产力自主发展”等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因此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观点三：认为马克思即便持有技术决定论思想，也是自相矛盾的。

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反驳：首先，马克思既在狭义上使用“生产力”，如指称工具、设备、机器等，也在广义上使用“生产力”，如表示一个社会所有物质技术的总和，这其中包括整个社会中的工具、设备和机器，以及供以上工具所需的能源：蒸汽、水、煤炭、动物和人力等。因此，广义上的“生产力”可以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技术整体”。由此可见，上述“观点一”不成立。其次，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规律；生产力虽然决定生产关系，但却不是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唯一原因。正是基于此，我们说马克思是“弱”技术决定论者。由此来看“观点二”，就会发现：尽管“生产力单向决定社会”等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左，但如果从“弱”技术决定论而非“强”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来看，这对“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而言并不构成威胁。再次，“观点三”的理由是，马克思一边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一边又否定这一关系，因此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这实质上还是坚持“强”技术决定论的结果。

折中者的观点比较统一——认为马克思“既是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用芬伯格的话来说：“马克思的技术著作中有许多含混之处,以至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这两种观点都能在那里找到支持。”^[[3]]31对此，B·班波尔道出了“症结”：“……缺乏澄清‘技术决定论’的意义可能导致这种意见不一的多数情况。这种讨论中的参与者似乎讨论更多的问题不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什么是技术决定论。”^[[4]]81

在这里，由于我们明确指出并论证了马克思持有的是“弱”技术决定论思想，因此可以避免折中者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以及由之带来的结果。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尽管以上学者的视角不尽相同，论证方式各异，但是在对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思想的解读中透露出惊人的一致性：每一位学者都清楚地将“生产力”作为其论证的出发点或关键因素。因此，正如在第三部分所展开的论证，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思想是以“生产力”为核心的。总体概括如下：生产力具有“基础性”，生产力构建着“人的需求”，以及生产力决定“人的自由”。

二、以“座架”为核心的海德格尔的技术决定论思想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是现代技术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从诸如“形而上学”、“现象学”、“生态”、“技术悲观主义”、“技术自主论”以及“技术异化论”等多个角度的解读。然而，无论从以上哪种角度来解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忽视了其本身透露出的技术决定论思想。

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认为“现代技术”本身是海德格尔的主要关注点；虽涉及到现代技术的“相对自主性”和“先在性”，但未进一步向技术决定论方向引发。其二，认为海德格尔没有明确的类似于“技术变革”、“社会实践、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的语言，更不用说涉及两者的关系的语言了。其三，对“技术决定论”的理解不同，导致将海德格尔从技术决定论者中排除。

有必要对上述观点进行修改或补充。首先，现代技术的确是海德格尔后期的主要关注点。理解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首要的是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然而，座架表明的是“人-事物-存在”的关系，它较之于“现代技术”更切近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主旨。诚如宋祖良所言：“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考察，并不是在考察技术的东西，而是在考察人和事物在技术世界中的关系。”^[[5]]59此外，海德格尔还关注“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关系。他虽在“本质”层面上区分了两者，但也承认：由于现代技术“建立在在它之先的历史中”，因此在古代技术那里必有其“基础”和“温床”。总之，技术是变化的。另外，因为作为现代“技术的提供者”的座架是“存在并活动着”的，所以现代技术也是“存在并活动着”的。[[6]]²²⁵

其次，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一方面用自己的语言间接表达了技术决定论思想——“从古代技术到现代技术的变革以及现代技术本身的变革”替代了“技术方面的变革”，“‘人’和‘事物’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替代了“社会实践、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革”。于是，其技术决定论思想便可表述为：从古代技术到现代技术的变革以及现代技术本身的变革是使人和事物的存在方式发生变革的原因。举例来说，“技术的变革”决定了“‘作为天、地、神和有死者的会聚地的事物（thing）’变成‘单纯的事物’”：“面包”成了“单纯的食用品”，“河流”成了“水压提供者”。——另一方面也曾较为明确地表述过其技术决定论思想。他说：“隐藏在现代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7]]1236又说：“现在存在着的东西被现代技术的本质的统治地位打上了烙印，这种统治地位已经在全部生命领域中通过诸如功能化、技术完善、自动化、官僚主义化、信息等等可以多样地命名的特色呈现出来。”^[[8]]56-57

再次，在海德格尔看来，从古代技术到现代技术的变革以及现代技术本身的变革并不是“单纯人的行动”，而是摆脱了人的任性的存在的展现。现代技术虽“强求”和“限定”着“人”和“事物”，但由于其本身只是存在展现的方式之一，故并非单独地决定着“人”和“事物”。因此，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并不具备“强”技术决定论所要求的全部条件，故他被排除在“强”技术决定论者之外。

综合以上结论，我们认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是一种“弱”技术决定论思想。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他的技术决定论思想是以“座架”（Gestell）为核心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座架的“关键性”，还有以下理由：一者，座架作为“克服”的对象。正如奥托·珀格勒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的一切努力似乎旨在通过一种适当的逻辑或语言去限制普遍化的技术的‘框架’[①]，以有利于在天、地、神和有死者的‘四重性’中获得不同的经验。”^[5]131二者，座架作为“‘克服’现代技术”的基底。现代技术虽是“最高的危险”，但其本身蕴含着对自身的“克服”。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才说：“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赎”^[[9]]28-29。

总的说来，以“座架”为核心的海德格尔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可以归结如下：座架具有“基础性”，座架构建着“技术的需求”，以及座架威胁“人的自由”。

三、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技术决定论上的异同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决定论思想的异同，可通过比较两者的核心概念，即“生产力”和“座架”来说明。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生产力”和“座架”的“基础性”

马克思用一段话概括了“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位：“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141

温纳曾对此提出质疑。以“生产力”与“劳动分工”的关系为例，温纳推论：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其实是同义语，表达的是同一件事，稍异之处在于：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因为“私有制”属于“生产关系”，那么“劳动分工”自然也属于“生产关系”。于是，如果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便要承认“生产力决定劳动分工”。然而，问题在于：生产力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的是否只是一种单向的决定关系？答案是否定的。在温纳看来，生产力和劳动分工是相互影响、互为基础的：当技术的集中程度提高时，“分工”也随之发展，反之亦然。^[1]79-80

对温纳的反驳并不困难。因为“劳动方式（生产方式）”是“联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故“既具有生产力的部分内涵，又具有生产关系的部分内涵”[[11]]²³⁰，而“劳动分工”又是“劳动方式”的一种形式，因此“劳动分工”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关系”。于是，作为“生产关系”的“劳动分工”自然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作为“生产力”的“劳动分工”的变革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变革。

海德格尔的“座架”，在冈特·绍伊博尔德看来，是“本体论事件”。座架，即会集或联合起来的存在的技术展现方式，有两个特征：“限定”和“强求”。“限定”和“定位”同义，意味着从特定方向去取用某物，把某物固定在某物上。“限定空气，使之交付氮”便是说将空气看作是生产“氮”的原材料，“空气”与“氮”的关系便被固定下来。“强求”指的是运用强力使某物脱离其自然状态，以满足特殊需求。例如从矿石中提取铀，从铀中提取原子能。“限定”是强求意义上的限定；“强求”是限定意义上的强求。因此“座架”也可理解为“会集起来的强求”或者“会集起来的限定”。

尽管海德格尔声称技术的本质“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9]32，从而给理解座架增加了难度，冈特·绍伊博尔德还是认为理解座架并不困难，只要将它“不是理解为存在的东西，而是理解为本体论的基本事件”^[6]77。在此“事件”中，迄今一切神话的、自然主义的、唯灵论的视野纷纷因现代技术而退出历史舞台，事物只在技术交往中被构造，而它们的存在也只能显示为可加工、可耗尽、可预测等千篇一律的功能性材料。简言之，只有将“座架”理解为是发生于事物之上的“真正的和基本的本体论的事件”，才是对它的“真正的解释”。由于座架是“本体论事件”，故其“基础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2.“人的需求”和“技术需求”

“生产力”和“座架”均与“需求（需要）”相关，但具体指向不同：生产力指向的是“人的需求”，而座架指向的是“技术需求”。

马克思认为需求是人类的本性，需求的发展和满足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和核心。他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2]]78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定“需求”：“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12]218而作为“手段”的生产力无非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以“分工”为例。“自然分工”是分工的最初形式，是按性别、年龄、体力、地域环境等自然条件而进行的分工，并与人的吃、喝、睡、安全等基本需求密切相关。男人打猎，女人采集，老人照顾小孩等就是这种分工的表现。换言之，“自然分工”处于人自身和外部自然条件的直接约束之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基本需求就有什么样的“自然分工”，反之亦然。

“非自然分工”则是人们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其自身和外部自然条件的直接束缚的表现。“非自然分工”又区分为“非自由分工”和“自由分工”。“非自由分工”以固定的专业划分为特点。与无意识的、偶然的自然分工不同，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分工是有意识的、较少偶然性的分工。人们的基本需求对“非自由分工”并无多少影响，相反，“非自由分工”愈来愈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的基本需求。汽车起先是作为奢侈品出现的，标准化及分工等因素的出现使它成了人们的必需品。另外，工厂需要工人，手工业需要手工艺人，商业需要商人，而这些工人、手工艺人、商人等更多是应“劳动分工”之需的“产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分工的系统性——不同分工部门是相互依赖的，这种依赖性远远超出了它们最初对人们的基本需求的依赖；另一方面，“非自由分工”具有固定性，即将它们的系统联合固化起来，形成某种“硬性的”、类似于“生产力”的东西。“非自由分工”日益显现的弊端，如“人的异化”等，终将会被“自由分工”扬弃。但在“自由分工”到来之前，“非自由分工”不仅极大地促进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还仍继续构建着人们的需求。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需求”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正因为“座架”是存在的技术展现的基本方式，“现代技术的需求”才成为一切事物存在的尺度。现代技术向“存在者”颁布尺度，它从自身出发并根据自身来规定什么东西是存在的，什么东西是不存在的。具体而言，物作为“持存物”才存在；人作为“技术工作人员”才存在；真理作为“正确性”才存在。

座架以预定的方式把“现实物”展现为“持存物”。“持存物”表示的是“现实物”在技术构造活动中所处的等级，也可以说“它表明的正是一切遭受强求性的展现的东西如何存在的方式”^[6]95。例如，在现代技术世界里，猪不是作为动物而是作为单纯的肉之提供者而存在的。莱茵河也不是作为河流而存在的，而只是水压提供者。

当人被当作物来对待时，人自然也沦为“持存物”。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不是单纯的“持存物”，因为他参与了“持存物”的“预定”，并且就是“预定者”。说他是“持存物”，是因为他是技术人，是被抛入技术世界的。说他是“预定者”，是因为他的思维和行动都是按照技术展现的方式（“限定”和“强求”）而进行的。他全身心地按照普遍的可预测性来物质化、功能化一切东西，并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不过，他始终是为技术打工者，他的身份就是“技术工作人员”。

技术展现使处于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之两端的主体和客体均不复存在；客体被“预定”为“持存物”，主体则沦为“预定者”。因此，形而上学的真理论被消解，形而上学也走向完结。然而，“真理”并非完全消失或被什么全新的东西取代了，而是变成了单纯的“正确性”或“效用性”。凡是符合“技术需求”的东西都是正确的或有效用的。如果将技术拟人化，那么“技术需求”就是“技术意志”。它是全体“存在者”存在的唯一评判者，几乎没有什么能抗拒它的任何要求。

3.“人的自由”

技术决定论最终的落脚点总是“人的自由”。虽然它也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共同关注的核心，但对它的理解却各有不同：马克思用它指称的是“社会性个体的‘自由个性’”，海德格尔用它指称的是“日常个体的‘本真状态’”[[13]]或“自身性”。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定着“人的自由”。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生产力限定了“人的自由”的范围。“人的自由”并不是主观精神领域内的事情，即不是人的“理性精神的自由”，而是“社会性个体”的“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即自由自觉的活动”^[13]或“自由劳动”。说白了，它是物质生产或实践领域内的事情。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实现的根本途径。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的生物属性，人的生存构成了其自由的前提条件。只有以一定的物质资源作为基础和条件，“人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而物质资源的多寡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此唯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的实现。

再次，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标志着“人的自由”的程度。马克思曾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自由个性”^[13]，这是基于“人的自由”程度的划分。而此划分也对应着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人的自由”程度也较低；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阶段，“人的自由”程度也较高。总之，两者成正比例关系。

在海德格尔看来，座架威胁着“人的自由”。他认为，人（即“日常个体”）面临的“最高危险”在于存在展现的命运以“座架”的方式进行。具体表现为“人”和“存在”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然而，克服现代技术，以恢复“人”和“存在”的“自身性”并非不可能。这涉及到三个方面：首先，需认识到：技术展现并非存在展现的唯一方式，但它却是（相对于其他者而言）占优势的方式；另外，座架是“存在并活动着”的，而不是永远自在地存在——正如它是生成的一样，它也终将会消失。再者，要知道存在展现是自在自为的，人的主体行动并不能克服现代技术，而只是为克服活动作准备。最后，借助于“人的自由”。人本质上是“沉思的思想者”，而其职责是参与并守护存在的展现。由于人迫于座架的威胁（也可说是现代技术的“强求”）或耽溺于其诱惑，才发生技术“摆置”人的局面。然而，人仍有意志方面的自由。若想不受损害地生活在技术世界里，人必须捍卫自身的自由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同为存在论哲学（因为他们都自觉地拒斥近代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并将“人”置于世俗的现实关系中来加以考察）^[13]，都关注人与技术在世界之中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人的技术哲学思想实质上也同为一种技术存在论思想，是他们哲学思想的扩展或深化；不同的是，三个主要条件促使马克思借助“生产力”概念来乐观地看待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人类进步：一是，马克思身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际、机器大工业繁荣发展时期；二是，于此时期中技术哲学尚处于萌芽状态（如“技术哲学”、“技术”等概念还未被提出或广泛使用）；三是，“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其高度的灵活性和抽象性决定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而另几个条件则使海德格尔借助“座架”概念来悲观地看待技术变革及其导致的人类状况：一是，海德格尔处于现代技术的弊端日益加剧显现的时代，对现代技术之消极作用的认识及克服成为他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二是，海德格尔认为在他之前的关于“技术”的认识是不完全的，需要借助新的概念即“座架”来达到对现代技术的“真正的解释”^[6]79；三是，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论分析使得“座架”成为其技术思想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或“此在”在本质上是一种“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此在”的世界是一个关系系统，我们正是在此系统中与事物“打交道”，换言之，这种关系系统是人的存在或“此在”的（用康德的话说）“先验前提”。而“座架”正是“新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关系系统。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十分广博而深刻，我们不可能尽述两者的异同，此文权作抛砖引玉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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