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学院首页 >> 正文

科学生存论:对存在主义的回应与超越

2015-10-26 

当前位置: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在线

科学生存论:对存在主义的回应与超越

2015-10-26

科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创造活动。从生存论的层面来反思科学,不仅有助于科学哲学“从新的视角来理解科学及其意义和价值”,而且有助于生命哲学“从新的视角来理解生命及其意义和价值”[1]。由于科学生存论关注的是与科学有关的存在问题或与科学家有关的生存问题,因此,科学生存论隶属于形而上学的传统。然而,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哲学致力于通过数理逻辑从哲学中清除形而上学。存在主义则反对将哲学完全逻辑化与科学化的做法,它致力于结合同时代新的哲学资源与思想资源,重构与生存论有关的形而上学。存在主义固然为生存论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整体上看,存在主义主要以艺术为模型来建构生存论,它对科学本身存在着诸多片面的理解,因而,存在主义的生存论,无法构筑出一种真正符合科学实践的科学生存论。本文试图通过反思与超越存在主义的生存论,建构一种真正扎根于科学实践的科学生存论。

一、科学生存论的缺失

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石里克、卡尔纳普与纽拉特为代表的一批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物理学与数理逻辑的最新发展,为哲学转向真正“科学的哲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科学的哲学”中,传统上悬而未决的形而上学问题将得到有效清除,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基础主张:

第一,真正有前景的哲学必须要得到科学化与逻辑化。无法被科学与逻辑的方法有效处理的形而上学问题,是缺乏经验意义的伪问题。第二,哲学要实现科学化和逻辑化,必须要清除掉形而上学的伪问题。第三,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仅仅局限于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形而上层面的生存论视角,无法清晰而有效地

审视科学。第四,借助科学的知识与逻辑的方法而建构起来的“科学的世界概念”,将有效地服务于生活,有力地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兴盛。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哲学变革导致了以下两方面的缺失:一方面是科学生存论在科学哲学中的缺失,科学哲学成为主要致力于对科学的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学科,知识论与方法论成为科学哲学的主要关切。另一方面是科学生存论在生命哲学中的缺失,生命哲学更多地是从艺术中,而不是从科学中汲取灵感。逻辑实证主义的上述极端立场遭到了存在主义的批判与反击,存在主义试图结合同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源,重新构筑一个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形而上学。

二、存在主义的挑战

作为20世纪的重要哲学流派之一,存在主义是与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的哲学”完全不同的、与之不相容的思想方式。存在主义意识到,生存论的缺失给哲学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它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主要集中于以下四方面:

其一,反对将哲学科学化与逻辑化,强调哲学方法的独特性。科学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固然在哲学研究中有其地位,但不能将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粗糙地移植到哲学研究中,哲学必须根据它自己的课题而取得它的概念。存在主义所倡导的哲学方法,主要是现象学的直观方法与哲学诠释学的方法。通过这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与逻辑学的方法,存在主义致力于凸显人类生存的独特面貌,以对抗现代自然科学与逻辑学对人性和生命的狭隘理解。

其二,反对运用现代数理逻辑来清除形而上学,坚持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作为一种逻辑,现代数理逻辑仍然深受一种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支配。“‘逻辑’乃是对思想之本质的一种解释”,它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总是严重依赖于某种隐匿的形而上预设[2]359。逻辑无法清除掉它的根基所蕴含的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仅凭逻辑自身,无法在哲学中清除掉所有的形而上学。即便是那种高度推崇逻辑的哲学,也含蓄地预设了某种肯定逻辑权威的形而上学。

其三,反对仅仅通过逻辑分析来审视科学,强调科学所依赖的形而上学传统。科学并非仅仅来源于对经验现象的概括和归纳,而是含蓄地在理论中对自然对象的存在的种类和方式有着特定的预设,这种预设是一种导源于形而上学的理论预设。逻辑分析能够揭示科学概念的意义以及科学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它不能以历史的方式充分展露不同时代的科学实践所预设的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科学自觉地将形而上学纳入其理论视野,它“才能不断地重新赢获它的根本任务”,不断对自然的真理做出“常新的开拓”[2]140。若要全面地审视科学,就不能无视科学依赖的形而上传统。

其四,反思与批判“科学的世界概念”对现代文化的负面影响。在存在主义者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的世界概念”,恰恰是科学所倡导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产物。这种理性回避了严肃的形而上学问题,将某种狭隘的世界观强加到人类的思想文化上,这降低了文化的精神高度,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被科学“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时,真正的思想才能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启航”[3]280。

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存在主义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存论。传统的形而上学追问的是一般的存在问题,而存在主义倡导的生存论,则以人的生存为切入点来追问存在的问题。存在主义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对人的生存做出了基本的阐述:

第一,对存在的追问,无法用科学或逻辑的方法来穷尽,而是需要现象学和诠释学的方法。无论是科学的方法还是逻辑的方法,都无法对存在本身进行彻底的追问。“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则为“存在的澄明”创造了条件。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现象学就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4]41,从而让哲学对存在的反思能够摆脱源自常识或科学的偏见。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呈现出来的存在,又需要进一步借助诠释学的方法,将“存在的意义”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向哲学家“宣告出来”[4]44。借助现象学与诠释学的方法,存在主义力图削弱逻辑的与科学的方法在形而上学中的权威,维护哲学相对于逻辑学与科学的独立性。

第二,人的生存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它的活动是以形而上层面的理解与诠释为前提的。不同于一般的存在者,人类的生存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者,即能够向自己负责地规划和选择未来的存在者。人类之所以有着这种与众不同的自由,与人类能够对自己的生存做出形而上的理解有关。存在主义者断言,人类的生存所蕴含的这种形而上的自由,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根本动力。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的创造活动,深深受益于这种形而上的自由。

第三,人的生存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各种行动和选择而超越自身。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通过后天的行为塑造的。正如萨特断言,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其存在”[5]8。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类的生存并非固守于本质的死水一潭,而是以“超越”作为人这个存在者的“基本机制”[2]159。每个人都是通过生存中一次次的抉择来超越自己原有的状态,并逐渐塑造出自我的形象的。因此,一个人的自我固然存在“内在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并非静态,而是“超越的统一”[6]20。以这种不断超越的方式,每个人就能在整齐划一的现代社会中重塑充满个性与风格的本真自我。

第四,一种值得过的人生,是一种通过创造而塑造本真自我的生存。每个人的人生不应当是没有差异的,而是应当像艺术作品那样具备自己的风格。要让一个人的生存赢得本真的风格,就需要通过各种选择与创造来逐步实现。存在主义者往往认为,现代科技创造了大量普遍有效的知识,制造了大批无差别的工业产品,从而抹煞了个人与文化的风格。要抵御科学技术对文化与生命的侵害,就需要大力倡扬具有个人风格的艺术与思想。这些艺术与思想,将有助于当代人解决科学时代中普遍存在的种种焦虑、迷惘与困惑。

不难看出,存在主义所构造出的生存论是以艺术为模型的生存论。大多数存在主义者都对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正如内哈马斯教授指出,作为存在主义重要先驱的尼采,就持有一种唯美主义的立场,他“将这个世界普遍地视为一种艺术品”,这种唯美主义让尼采的哲学思想以文学为模型[7]3。存在主义的另一位先驱克尔凯郭尔也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在他所描述的人生中,审美阶段就是一个导向宗教阶段的重要过渡。对于主要的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以艺术为模型来构造其生存论。海德格尔将“诗意的栖居”作为人类生存模式的理想来倡导,雅斯贝斯通过“悲剧式的超越”来重新唤醒德国人生存的力量,而诸如萨特、加缪与奥尔特加·加塞特等存在主义者,甚至生动地结合文学创作来表达他们在生存论上的哲学观点。

应当说,存在主义以艺术为模型所构造的生存论是相当有启发的:其一,结合现代人的艺术与生命体验,存在主义在新时代重新构筑了能够深切反映人类生存困境的形而上学,为二十世纪的形而上学开创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进路。其二,通过追问存在,存在主义有力表明,现代科学在形而上学传统中有其根基,科学研究潜在预设了有关自然界的存在对象和存在方式的本体信念,科学不可能完全脱离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其三,通过追问存在,存在主义展示了形而上学传统对人性与文化的重要性。人类的文明若要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就不能回避形而上学提出的严肃的哲学问题。

但不可否认,存在主义所建构的生存论也有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其一,存在主义低估乃至忽视了科学在形而上层面的理想与价值,没有深入探究科学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与价值。其二,存在主义虽然肯定了形而上学对科学的深刻影响,但它有意无意地低估了科学对形而上学的反作用。其三,存在主义深刻揭露了科学对现代人的文化与生命的负面效应,相较而言,科学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对人类产生的积极作用,却很少被存在主义者提及。

三、科学生存论的建构

可见,存在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哲学无视科学的形而上层面的缺陷,但是,存在主义因其以艺术为模型而产生的理论局限性,让它无法很好地孕育出符合科学实践的科学生存论。要建构真正扎根于科学实践的科学生存论,就必须在吸收存在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克服与超越其理论缺陷。科学生存论的建构,主要包含以下三大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将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超越传统的科学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关注的是认识论,而很少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审视科学与科学家。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尽管传统的科学哲学在认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认识论局限于对已有知识的辩护,而不是关注新知识的发现,因而对科学实践的影响比较有限。科学生存论通过本体论层面的形而上学反思,能够有力推进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通过揭示并反思科学的本体论预设,科学生存论将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任何科学实践都有自身的本体论预设,然而,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将这些本体论预设作为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从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清除出去。这就导致了传统科学哲学无法深刻揭示科学实践的本体论预设,遑论对这些本体论预设进行理性的反思。科学生存论通过揭示科学在形而上层面的本体信念,将阐明当代科学实践的本体论预设,进而根据相应的理性反思,揭示各种本体论预设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展露出其他可能有效的本体论预设,从而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为科学的革新创造思想条件。

其二,通过激发别样的自然体验,科学生存论将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灵感与方法。传统的科学哲学在方法论上主要关注数学、逻辑与实验的方法,然而,为了服务于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家往往在研究中会有意无意地打破“方法论法则的束缚”[8]1。科学生存论将借助现象学直观的方法与哲学诠释学的方法,激发科学家的想象力与感受力,形成不同的自然体验,并在该体验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大胆构造新的科学理论。

其三,通过倡导科学的形而上理想与价值,科学生存论将有力强化科学发展的动力。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方法论和社会建制等形而下的层面对“科学的动力”做出论述,几乎很少从形而上的理想、价值与信念的角度来对之做出审视。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指出,对于工作中的科学家来说,追求先定和谐式的形而上理想,是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9]173。科学生存论通过阐述与倡导西方形而上学围绕理性、真理、自由意志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主题而展开的自由思想,将确保这些形而上的理想之泉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枯竭,从而确保未来的科学能够继续受到形而上层面的精神与理想的激发与促动。

第二,通过建构科学的生存论,深化哲学的生存论研究。存在主义的生存论以艺术为模型,它或者对与科学有关的生存问题探讨得不多,或者从生存论的角度批判科学,谴责科学限制了人类生存的自由与尊严。科学生存论则根据科学的实际情况,揭示了科学在形而上层面的理想与信念,进而阐明了科学对人类生存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就此而言,科学生存论有以下三个基本主张:

其一,科学不仅深受形而上学的影响,科学的发展将对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产生反作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经验与概念的关系,就好比河流与河床的关系,河流受河床制约,河床也慢慢被河流改变[10]18。对于科学与形而上学,这同样适用。科学的观察和实验固然深受形而上的预设的引导,但是,科学在经验领域中的发现,也不断改变人们的本体论信念。一方面,科学将在本体论上清除掉人们误认为存在的东西(如以太和燃素)。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又让人们在本体论上确信像电子这样不可观察事物的客观存在[11]131-132。科学的发展将有力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信念,为形而上学增添可供研究的新主题与新对象。

其二,科学将激发人类的自我超越,赋予人类的生存以积极的精神动力。存在主义将科学片面地等同于某种绝对真理,因而,科学就难免会压制人类自我超越与自我创造的活力。但是,科学不仅仅是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它还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鼓励科学家运用有条理的怀疑精神来对待以往的科学理论,鼓励科学家通过修正与批判以往的科学理论来实现新的创造与革新。因此,得到恰当理解的科学非但不是扼杀怀疑与创造的思想教条,而且能有效激发人类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

其三,科学研究的多样风格,有助于实现本真的自我。存在主义极为强调人类生存的本真性,这种本真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人的生活风格与创作风格。存在主义者倾向于肯定艺术创作中的多样风格,相较于艺术创造的多样风格,科学深受普遍方法论的支配,是一种高度缺乏个性的理智活动,因而无助于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个性。然而,科学思维本身,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智识风格”[12]ix。工作中的科学家往往将根据时代的需要和科学共同体的特点而采纳各种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既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科学研究的特征,又反映了科学家通过其科学研究而实现的个人风格。从科学生存论的视角看,科学与艺术一样,都是充满个性与风格的人类创造活动,它们的个性与风格,深刻地扎根于多元的生活世界,鲜明地体现了多样的生活方式。

第三,通过在形而上的层面揭示科学与文化的共通性,促进科学与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无论是传统的科学哲学,还是存在主义,它们都对科学做了狭隘的理解。前者从整体上忽略了科学的形而上层面,后者低估了科学在形而上层面对人类生存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导致了它们忽略了科学与文化之间许多重要的相似性,不利于科学与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科学生存论则努力揭示科学与文化在形而上层面的共通性,从而为两者的积极互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维度:

其一,科学与艺术都各自从某个维度上有效地揭示了实际存在的世界的面貌。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的观点,艺术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虚构,只有科学揭示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艺术所揭示的世界虽然未必像科学那样真实,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生命的价值远远高于科学的世界。尽管两者的着眼点不同,但是,它们都进一步加剧了科学与文化的分离与对立。科学生存论则主张,科学与艺术以互补的方式揭示了世界在某个维度上的面貌。正如玻尔深刻指出,在原子物理学中表面上互斥的概念实际上互补地加深了科学家对自然的认识,与之类似,“不同的人类文化也是彼此互补的”[13]203。借助于科学与艺术的互补,人类将对这个世界产生更丰富与更全面的理解。

其二,科学与艺术都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的自由。存在主义往往将科学理解为揭示自然定律的科学知识。由于自然定律具有强制的普遍有效性,因此,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危及人类的自由。然而,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科学还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艺术一样,都是人类不断超越自己生命的界限,不断创造出更多可能性的自由活动。科学非但没有危及人类的自由,恰恰相反,在科学创造的过程中,科学家充分表现出可贵的自由精神。科学通过其源源不断的创造,拓展了人类的自由王国,增加了人类自由表达个性的途径。

其三,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实现潜能的重要途径,科学与文化的交融,有助于人类的全面发展与文化的全面繁荣。科学生存论主张,尽管科学与艺术存在不少差异,但是,从生存论的角度看,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实现自身潜能的一种创造活动,科学与艺术都蕴含着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理想与价值,而这些理想与价值都有助于人类的自我形塑、自我创造与自我超越。人性的全面发展与文化的全面兴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在生存论的层面上全面促进科学与文化的交融互动。

四、科学生存论的意义

在批判与反思存在主义的生存论的基础上,科学生存论结合科学实践,重新审视科学的理想、价值与信念,进而揭示科学对人与生命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科学生存论的构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科学生存论拓展了科学哲学的理论视野。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关注的是科学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社会建制等形而下层面的表现,抽象地研究“科学的逻辑”,不仅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科学在形而上层面的理想、信念与价值[14]。科学生存论能够很好地弥补传统的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盲点。通过追问与科学有关的人生问题,科学生存论将揭示出科学的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这些理想、信念与价值的帮助下,科学生存论将有力激发科学家进行科学创造的思想动力。

第二,科学生存论成功地超越了存在主义的局限,塑造了一种真正全面完整的人生观。存在主义所倡导的人生观与生命哲学通常无法深刻领会,科学与艺术一样,作为一种人类的创造活动,同样充满着个性与创造的激情。科学生存论将根据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揭示出科学作为一种创造活动,不仅有助于人类个性的自由展现,而且还充满着积极的理想、价值与信念。通过揭示科学创造对人类生存的积极意义,科学生存论将有效地丰富与拓展哲学对生命的理解。生命的自由、尊严与价值并非仅仅体现于艺术人生之中,而且还体现于科学人生之中。

第三,科学生存论将有效整合科学与生存论,从而塑造出一种有效激发科学与人文全面发展的科学观与哲学观。传统的科学哲学与存在主义都以各自的方式造成了科学与生存论的分离,由此,科学被切断了其在生活世界中的根系。科学生存论则有力表明,科学实践不仅包括数学、逻辑和实验方法等形而下层面的要素,而且也深刻涉及科学家与人生有关的信念、理想和价值等形而上层面的要素。进而,科学与艺术一样,都反映了人类的某种生活方式,它们都深深扎根于人类的生存体验之中,并深受形而上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的激发和促动。科学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与人文文化的共通性表明,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充满着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和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15]。科学生存论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了科学与人文的共通之处,为两者的交融与互动架起一座新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孟建伟. 科学生存论研究[J]. 齐鲁学刊,2006(2): 110-115.

[2] 马丁·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修订本)[M]. 孙周兴,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 陈嘉映、王庆节,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让-保罗·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汤永宽,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6] 让·保尔·萨特. 自我的超越性[M]. 杜小真,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 Alexander Nehamas. 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8]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 反对方法. 周昌忠,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9]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一卷)[M]. 徐良英等, 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论确实性[M]. 张金言,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 迈克尔·德维特. 实在论与真理(第二版)[M]. 郝苑, 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2] A. C. Crombie. 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Vol. I)[M]. London: Duckworth, 1994.

[13] 尼耳斯·玻尔. 尼耳斯·玻尔集(第十卷)[M]. 戈革, 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 孟建伟. 全球化科学哲学:根源、问题与前景[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6): 108-113.

[15] 孟建伟. 科学与人文精神[J]. 哲学研究,1996年(8): 18-25.

作者:郝苑;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附件:

上一篇:

下一篇:生产力与座架: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技术决定论上的异同

上一条:论知识的现代性丕变 下一条:生产力与座架: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技术决定论上的...

关闭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二段960号文科楼B座    邮编:410004

电话:0731-85256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