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的现代性丕变

2016-02-20

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就是善。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说到：“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而在莱布尼茨看来：“知识无非是对我们两个观念之间的联系与符合或对立与不符合的知觉。”[2]知识经济时代，知识除了是一个表征符号，更是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符号是通过一种既是模糊，又是清晰的行为完成的，这种潜在和显在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尽管象征的隐藏性，但还是可以找到其流变的踪迹。

知识的现代性特征近十多年来已经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视并取得一定创见。但是，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始终把知识的演变过程仅仅看成一种文化现象并展开批判，并没有准确把握到知识丕变的现代性本性。尽管他们也注意到知识的现代性关联，但由于历史观的缺陷，不能科学解释现代性的本质，因此无法找到知识的褪变原理和克服知识世俗化的弊端。在他们那里，对知识的现代性责难仅能是一种局部性、现象学解释和文化失落，因此，一种全景式、伴随资本成长史和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全面而深透的历史考察是知识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全新思路，也是根本出路。

一 符号：从创生到程序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化进入了现代性后期，知识的结构和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只有知识体系中那些可以翻译成计算机语言的要素，才能在这个新世界中存活下来。为了适应新的研究方式和传播方式，知识变成为可操作性和可被翻译成信息量。不能被翻译成信息量的知识将会被抛弃，新的研究将以它的最终结果是否能翻译成计算机语言为导向。一个判断是否能作为知识判断也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计算机语言的有关规定。认知心理学家发现，通过计算机在模拟智能认知加工中的努力，大量知识被程序性表征和使用。而“计算机之所以能够表征和组织程序性知识，是在于它以成套的规则来对产生式（production）（程序的产生和输出）进行管理。”[3]因此，无论是知识的生产或知识的传播，都必须使得知识机械化、模块化、数字化、符号化、程序化等以获得知识的成活率和增长率的提高。

在传统知识学看来，知识的发现与接受过程是一个依赖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工作，想象力的自由发挥才是掌握知识的幸运之神。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指出：“知识学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科学。它是决不能单凭字面，而是通过精神才能得其真谛的。因为它的基本观念必须依靠创造性的想象力本身从研究它的人的身上诱发出来。”[4]因此说，如果人的这种精神天赋被扼杀了，那他永远也不可能深入理解这门科学。然而，这种知识的学术传统已经让位于信息的机械化储存，教师的传统角色将被电脑储存库所替代。教师的授课内容也不再是精神的质量，而是记忆的容量。图书馆、资料库和信息中心将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信息中心的储存量超过了所有聆听者的接受容量和能力，资料库成了未来学生的知识本源。在巨大信息量的掩没下，学生过去对老师提出辩驳的机会逐渐消失。运用电脑的熟练程度、灵活拼接资料的能力，成为制定学习规划、未来一切行动策划的唯一标准。即使脱离计算机，人们也会使用与之相同或相近的计算机模式来组织知识。

因此，知识的再生产演化为机械化的大生产，似乎知识对人的主观依存度大为降低，然而，知识的模块化、符号化并没有削弱知识本身所隐藏的价值意义。由于知识是一种被确认的信念，在知识的持有者和接收者之间会形成一定的信念模式。这种模块化的符号模式既来约束和规范知识的创造、组织和传递，也规定知识交互者之间的一种价值形态。知识形态上是数据、材料、程序，而图式、符号、语言、背景等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暗示和价值选择。这些编排与操作具有强烈的主体导向和意义意识。知识逻辑运行着文化逻辑、文化逻辑运行着意义逻辑。意义则是权力的意义。利奥塔敏锐地指出：“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5]也就是说，知识早已成为政治力量的一部分或政治力量的工具。

显然，知识以正当性面目出场，政治在场演化为知识在场。权力通过符号系统的复杂性和隐秘性呈现其渗透性功能和系统性意义。社会以合谋的约定，富于数字化符号以支配力的内涵，即通过去暴力手段，符号共识遮蔽真实权力。符号暴力的产生既是权力系统在遭遇集体抵抗时的退让策略，也是一种保持权力繁衍和进化的出击。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误识（misrecognition）。”[6]即符号暴力是在通过对知识的再加工，赋予知识以误识的意愿，达到附加知识的特定意义，而使权力得到横行。同时，符号自己通过自身的变换和再生，制造出新的权力。

对此，鲍德里亚在《生产之境》中谈到：“权力有时也只生产与自身相似的符号。同时，权力的另一种形象开始发生作用，即对权力符号的集体要求——那是围绕着权力消失的神圣联盟。”[7]在其看来，只有在生产之境和历史之境中，在生产无限积累和历史辩证连续性的双重原则下，在符码的独断下，西方的文化才能在普遍性中认为自己处于真理（科学）或革命（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时刻。即在符号真理下，符码的战略要素是理论与现实、“批判”理论和“真正”矛盾的统一。没有这种数字化、符号化对知识生产的模拟，我们时代就会失去全部特权，我们也就不会自认为接近知识和社会真理。

二 语用：从程序到规制

如果说通过对大脑训练的传统知识方法已经过时，知识的现代性丕变更为显著的在于它日益成为一种商品，一种为了销售而生产的定制物。利奥塔说：“知识的传播，不再是有计划地培育领导民族解放精英的才能，而是以语用学为目的，为社会体系供应所需要的一定职位的成员。”[8]社会对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的要求是技术的发明创造，绝不是创造某种思想，比如成就大批工程师、医生、专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等。高等学校不再是培育民族解放和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者的结构，而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定制产品。除却对专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的复制，其余在大学受教育的青年，都可以说是失学者。不管他们是理工科学生还是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学生，不管他们年龄大小，实际上仍然是所谓知识时代的“无知者”。知识和认识者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知识的获得与心灵的培养和个人的教化密不可分的观点已经过时。现在政府人员、高等学术机构提出的问题不再是“这是真理吗？”，而是“这有用吗？”。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的使用者对于知识的关系，如同商品的生产者与商品的消费者关系一样，采取了价格的形式。在知识商品化的社会里，一切问题总是围绕“这是否能够扩大市场？”。

如何理解销售成为知识生产的直接动机？在恩格斯看来：“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9]但在康德看来，人的动机来自于他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是纯粹意志的唯一规定的根据。善良意志不在于行为所达到的效果和利益，而在于它遵循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即“绝对命令”。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成为一种知识时，后者占有优先地位，因为已经预设的是，这种结合绝不是偶然的和随意的，而是先天地基于理性本身的，因而是必然的。”[10]康德注意到实践理性的优先性意义，但销售理性的“绝对命令”既不道德也不必然。

由于销售乃是资本实现的直接动力和必然环节，知识资本化过程必然是知识的销售过程。但是，知识的交换对象远不仅限于经济资本的传统资本形态，而是具有广泛意义的象征资本形态。所谓象征资本乃是通过声誉、威望等潜在的、无形的影响力对现实的、直接的资本发挥作用和进行交换。象征资本是一种比有形的和看得见的方式更有效的正当化目的的“魔术般”手段和奇特的竞争力量。各类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过程，就是各种资本在象征化实践中被赋予象征结构的过程，也就是各类资本通过隐秘的形式汇聚到社会精英和统治阶级手中的过程。在转化象征资本的类型中，文化资本最具有象征化潜力和依存度。所谓文化资本，乃是同经济资本一起，构成一切社会区分化的两大基本区分原则。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一样，在进行社会区分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能或群体，其社会地位和势力，不能单靠其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本，而要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只有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紧密结合起来，并使得其各个方面的数量和质量的总值，即在“通用汇率”的兑换下，社会资本的总量的大幅提高，才能促其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社会地位的高度，以及社会声望与影响力的程度的增加。在文化资本的分配与再生产中，因而也是在社会结构的再组合过程中，教育背景、教育机会、知识类型、知识界限，知识深度是文化资本构成的决定性因素。

象征资本策略并不是今天才有，很久统治者就已经掌握了知识的现代性意义。商代第十九任国王盘庚在迁都到殷对下臣讲话时说：“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尚书·盘庚上》）盘庚如是说，从前先王也是任用旧臣共政。先王发布修治之政令，执行者不隐匿其指示，先王由此而大为钦佩。因为没有过失的言论，民众由此更加变得顺从。现今你们争吵不休自以为是，散布邪恶虚浮之言，真不知你们想何为。

盘庚这里的“告之修”、“不匿厥指”、“罔有逸言”、“聒聒”、“起信险肤”乃是对知识的规制，既反映了统治阶级精神政治运作知识的秘密，也印证了不同等级的统治者对知识资本的不同筹划方式。盘庚指令的执行即对知识的贯彻是其政治资本的保证。反之，下层执行者的阳奉阴违并不意味着持不同政见，而是由于资本增殖的方式、通道和速率并不相同，最高统治者和下级统治者的资政策略就会不同。最高统治者选择训令和下层统治者选择避让都不过是把知识规划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资本理财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权力冲突和资本冲突也就是知识冲突，反之亦然。

知识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资本化和权力化运作逻辑，根本在于现代性的成熟与膨胀。知识的销售是为了在新的生产中获取更大的价值，因此，知识的交换价值成为了价值本身。知识不仅成为资本的内容，更成为资本运作的环节。如果现代性的衰亡是从反理性、反科学开始的，那么现代性的终结一定也是以知识的去价值规律而最终实现。现代性启蒙如果是人类解放的一个误读，那么人类真正解放必然是从知识的回归独立那天才正式开始。

三 媒介：从规制到裁剪

随着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所说的“知者”，并不是知识的真正掌握者，而是“科学知识的操作者”及其抽象的叙述主体，已被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家机器所宰制和窒息，失去了主体作为主体的真正功能。对此，《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11]准确地说，国家可能以“人民”、“民族”或“全人类”的名义在知识形成和正当化过程中，干预知识的认识活动和立法活动。正如福柯所说：“为了简单地指出权力、法律和真理之间关系的强烈程度和稳定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机制，应当承认：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权力为了运转而需要这种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迫、被罚去承认真理或寻找真理。”[12]即在资本化的社会里，知识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像缺损性一样令人困惑。

尽管人类区别与动物在于其思想空间的旷野，然而，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悖论并没有让这样的空间无限放大，某种意义上而是愈来愈狭小。因为发展进程中的中断、停止、倒退、循环和迷离等事件使得思想进化变得曲折和缓慢。其中资本作为思想进化中最活跃的因素，干预着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进度和形态。因此，资本作为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政治观念和知识观念。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总和构成对科学知识和一般生活知识的占有权和解释权。

知识在合法化的教育、生产与传播系统中运行，意味着知识被主导化的社会结构所垄断。这种运作过程通过文化专断推进知识的统治，强化知识的合法性和再生功能，最终确立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系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中，整个社会系统的知识化过程是同当代媒体系统的蓬勃发展及其无所不在的渗透能力紧密相关。由媒体形成的网络系统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媒体文化，是知识化社会中最活跃和最有效的构件。

自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阶段之后，科学技术和商业在文化领域投资量的蓬勃发展、知识与文化的信息化过程，都大大地促进了媒体事业在整个社会中的渗透，使它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整体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媒体几乎取代或贯穿整个文化活动，成为社会和文化得以生存和活跃的最主要载体。以报纸为核心的传统印刷媒体，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电子信息系统相结合，不但改变了原来印刷媒体的功能、性质及其效果，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现代整个媒体系统及其文化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的现代结合，使一向对社会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整个社会领域的心理结构及其功能，都随之而改变。电子媒体的横行表明知识一旦被技术化之后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人的思想和社会秩序。

媒体功能的强大，控制了人的基本知识结构和生存意义。对此，尼采发现：“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甚至现在所有那些伟大的政治事件如何婉转地暗地里悄悄登上舞台，它们如何被毫无意义的事情所掩盖，在其旁边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如何在事件发生以后很久才显示出它们的深刻影响，让大地跟着颤抖——那么像现在这样的新闻界，每天用尽力气来喊叫，来压倒别人的声音，来让人激动，来使人惊恐，我们会认为它有什么意义呢？”[13]媒体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志，媒体不过是权力意志的附属物。权力借助媒体的介质功能对知识进行剪裁和选择，达到对权力的正当化解释。马克思曾谈到：“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14]因为媒体的介入，知识不但在生产和建构的时刻，同时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改变其形态，转换知识论的价值标准。

现代性由于运行资本的逻辑，必然把媒体载入资本运行的环节之中。失去资本力量的无产者因为没有媒体的话语权，必然失去了对知识的表达权，从而走向资产者的对立面。反之，权力精英对媒体的控制，一方面是直接对媒体集中垄断和干预，另一方面是因为拥有对各级媒体人的指挥权和管理权而获得对媒体的间接控制，从而走到了社会资本的中心。在现代性催化的时代，知识已经是利益争夺的最重要砝码。过去那种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领土、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代替的是为了信息的控制而形成媒体角力战。新媒体的诞生，既是现代化的一次跃进和知识的再一次重构，也是新一轮权力争锋的开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都会在新媒体上反映出来，但媒体的主导性并不线性地显示出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理性的狡计远比媒体的显在感性要复杂得多。权力精英对知识和媒体的掌控力，因对隐显布控的变化策略或者说权力同盟的内部矛盾而具有交错性。

四 游戏：从裁剪到竞技

由于知识是一个流动的混合体，随着刺激和学习随时改变、更新。知识的传输、接受过程，也是再生和不断触发的过程。知识不仅仅存在于文件与知识库中，还会与接收者的心智、经验、价值观和专业洞察力发生作用。被接受者对知识进行重新加工和组织，并在流动的情景信息和文化环境中进行碰撞和竞技，形成新的知识结构。

传统的知识传输中心已经消失，概念是符号的概念和游戏的概念。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说到：“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15]即先验所指的缺席无限地伸向意谓的场域和游戏。然而，今天人们始终没有无法界定何为游戏，因为人们一直以为游戏是严肃和神圣的对立物，但人们总能找到很严肃的游戏。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一生活功能，但它对于逻辑、生物学或美学的明确划分并不敏感。游戏概念总是和其他我们用来表示心灵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思想形式保持着差异。”[16]赫伊津哈总结出游戏具有现实生活所没有的功利性。即传统看来，游戏没有功利的目的，但现代性的发展使得游戏被裁剪为功利性技艺。

知识在游戏界面上的漂浮，意味着传统知识的真理性标准彻底丧失，也标志着西方普遍主义形而上学的基础彻底垮台。如果说，传统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矛盾在游戏中获得了弥合或许被人们所忽略，但令人诧异的是，严肃的政治命题在游戏中变得荒诞和非逻辑。世界性大事件和国际性战略也成为游戏的表演。而且，这种不经意的直观态度和游戏精神贯穿到世界的各个领域和行业并相互糅合，一种对严肃和主流话语的排斥情绪袭入人的精神世界和认知结构。

现代性的发展使得知识的游戏性界域更加广阔。利奥塔认为：“我们不仅需要一种交流理论，而且需要一种游戏理论，它的先设包括了竞技”。[17]也就是说，知识在流动、更新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竞技式游戏。知识不仅成为竞技的对象，也是竞技的普遍手段。知识的产生、认定、传播和接受的运行过程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游戏规则，违反规则会受到惩罚，风险性成为知识游戏的基本特征之一。知识并不是人人有权利拥有，学术场域之外习得者不可以随意进入学术领地，所谓的学术规范就是学术游戏规则。不同权力集团的利益竞争转化为对各种信息、知识的获取、处理和对游戏规则的适应能力的竞争。权力的优胜者就是游戏规则即知识处置的制定者和解释者。落后的危险性意味着丧失了规则的制定权，但领先的风险性并不意味着削弱。

随着科学工作的复杂化，科学性的证明也越来越复杂，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知识在这里遵循一条最优化原则，即在研究过程中，投入最少的能量，获得最大的信息。这条原则在科学知识生产中占统治地位。没有投入就没有证明，就意味着没有证实陈述，也就没有真理。科学知识成了财富、权力的知识。在这个游戏中，谁最富有、最有支配世界的权力，谁就最有机会是正确的。这样，在财富、权力效率和真理之间就建立起一个等式。

近代以来，进步主导的文明社会随着资本运行的加快而更加不确定，但所有的变化与发展都与知识领域中认知主体的复杂性建构和知识的独立性矛盾相关联。可以说，现代性的问题都归结为作为自身的人如何成为知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权力的主体等要义，但作为意识形态化的知识正好叙述了当代知识的强制性实践对权力操作的不可分离性和对人如何成为自身这个远古的向往的渐远。但是，现代性意义下，知识的意识形态化更多地不再是权力的直接宣告，而是通过游戏、技术、习性、景观等虚拟化的“文明”建制，即思想家、科学家、知识者和学习者以及非知识者的共同参与的、有意或无意的操作。恩格斯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8]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观念形态总是以一定的知识作为载体进行建构和散播，它的运作过程就是知识的建构过程。恩格斯所说的虚假的意识的完成就是以虚假的知识虚构真实世界的过程。或许，苏格拉底的问题“认识你自己”本身就有先天的预设，意识形态轴心化的现代性知识不可能认识知识本身和确认知识主体。尽管福柯对知识考古后发现：“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19]

近代知识作为西方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早已脱离传统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已经成为与社会权力构成相联系的象征性符号系统。其构成过程既印合了特定社会制度中掌握特权阶层的特殊需要，也表征了这些特权阶层努力造就一批生产知识的精英分子的热望和被筛选和组织起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中特定阶层利益的需要的强烈回应。知识的竞技性、策略性和经济学原则既是现代性成长的结果，也是现代性裂变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页。

[2]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15页。

[3]]Bobert J. Sternberg：《认知心理学》（第三版），杨炳钧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4]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8页。

[5][17]利奥塔：《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4、35页。

[6]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2页。

[7]鲍德里亚：《生产之境》，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8]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

[9][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5、591页。

[10]《康德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12]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3]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6页。

[15]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05页。

[16]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杭州：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4页。

[19]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03页。

作者：【余乃忠】（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系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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