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及意义

2016-02-20

20世纪80年代，技术哲学研究开始在我国兴起。与此同时，国外技术哲学正发生所谓的“经验转向”并在“经验转向”中发展了现象学的分析方法。在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转变中，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突显，表现了“经验转向”后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趋势。

一 经典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工业革命和人类技术活动的不断扩展，人们开始对技术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德国哲学家卡普（ErnstKapp）《技术哲学纲要》（1877）是技术哲学的第一部专著。至20世纪后半叶，“历史性缺席”的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家族的“迟来者” 开始引人注目，技术哲学研究逐渐增多。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在其著作《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89）中回顾了经典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将其概括为工程学派技术哲学和人文学派技术哲学，表征两种不同的主要技术哲学研究范式。

工程学派的兴起与工业革命造就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密切相关。科技活动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普遍相信利用技术的手段可以实现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的愿望。工程学派的哲学家肯定了技术的合理性并对技术的发展持积极的乐观态度。卡普在其“器官投影说”中将技术看作是人体器官或人体系统的外部延伸，他细致的描述了技术的内在结构与有机体结构的相似性，以说明机械的逐步完善化实践符合有机生物的发展理论[1]。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r）则在其《技术哲学》高唱技术赞歌，认为“技术产品改变世界的力量跟使人去发明、去追求技术创造的命令是不一样的。”技术是“凡人在尘世中最伟大的体验”[2]。工程学派技术哲学对于技术的态度是乐观的，但他们大都只停留在技术对社会的单向的、积极的、浅层的影响作用层面，对技术活动中的负面作用考虑甚少，并主体性地忽视技术与社会的深层次文化关系。

与工程学派恰恰相反，人文学派技术哲学是一种从文化、宗教、政治等人文学科的角度对技术进行解释和批判的研究[3]，这个流派的技术哲学从技术以外的多元化视角来评判技术的社会影响。伴随工业的大发展，技术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对于技术产生的消极社会后果的批判成为20世纪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流。技术哲学家纷纷聚焦技术对于人、人类社会和世界关系的影响及作用的分析和解释研究。芒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了人类社会对“巨机器”的盲目依赖问题。所谓巨机器或巨技术就是与生活技术、适用性技术、多元技术相反的一元化专制技术，其目标是权力和控制，其表现是制造整齐划一的秩序[4]，芒福德认为克服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回归人性和生活。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技术的追问》（1954）中将技术的本质定义为一种人类无法掌控的“座架”,技术使人类与自然世界分隔。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1964）强调现代技术社会的单向度化，无所不在的技术控制使得这个社会丧失批判性[5]。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技术环境，并且技术进步总是喜忧参半、后果难料的。技术批判思潮表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需要深入到技术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文化因素成为技术哲学反思的新的要素。

到20世纪中后期，一些技术哲学家对于技术不再是完全的批判，而是更注重技术之于人类社会的实用性，对具体技术进行经验性分析。汉斯·阿切特胡斯在《美国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一书中看到了技术哲学所遇到的困境和当代技术哲学研究重点所发生的转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6]。

技术哲学之所以发生经验转向，是源于其研究纲领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固有缺陷[7]：1） 将技术作为既定物进行整体分析；2）片面强调技术的负面影响；3）夸大了技术的自主性。“经验转向”致力于打开技术的黑箱，以向具体技术的经验描述回归为基础，客观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共同进化。“经验转向”使技术哲学研究回归到了对于具体技术的经验性描述，并从多角度对技术进行剖析和透视，研究技术内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技术与研发者/使用者主观意向间的联系问题，对技术本身和技术外在关系进行文化反思，进一步要求技术哲学必须溢出狭隘的人文批判，走向对技术文化的全面研究。

二 现象学酶促下“经验转向”向“文化转向”的发展

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看到人类文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未能确立文化维度作为新的分析框架，从而实现对当代技术的全面解读；也未能提出技术文化哲学的具体方法，来解决当代技术与社会的种种问题。

伊德认为，技术是被历史和文化所嵌入的[8]。他采用的作为亚文化的技术与文化母体是共同进化的，文化的嵌入性要求将技术与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伊德的后现象学技术哲学就是经验转向、实用主义与现象学分析方法的结合。

如同生物学“酶促”（enzyme catalysis）的激活效应，现象学在经验转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德格尔将技术理解为一种与此在世界相联系的现象，将技术与人类生活的意义联系起来，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技术和技术活动进行人文维度的解释，将技术之“技术因素以外的”人类文化因素（历史的\宗教的\艺术的）与技术的互相作用展现出来，展现了技术本质的人类文化性。

将现象学用于技术哲学研究有几大不同的方向：伯格曼的技术人工物向度，德雷弗斯的人工智能向度、伊德对人与技术关系具体分析向度[9]。在技术现象学的分析中随处可见文化分析的印记。

伯格曼为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研究的开山鼻祖，他认为“美国主流哲学的重心正在由追问现实的具体性向主要技术问题的哲学分析转移”[10]。伯格曼对人类社会的信息技术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并区分了三种信息：自然信息、文化信息、技术信息。每种信息以自己的方式构成了人与现实间的联系[11]。伯格曼将“技术人工物”作为技术研究的出发点，主张在对现代具体技术的经验描述基础上进行哲学反思。在《技术与当代生活》(1984)中，伯格曼描述了早期社会中技术的文化作用，伯格曼认为，技术是人类世界诸多要素的聚集物，展现着人类世界的文化；然而，伯格曼也指出，现代技术改变了人类参与现实的方式，技术人工物无法全面的体现人类的文化，甚至导致了人与世界关系的某种分裂，当代人工制造物具有不可逃避的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道德的诸多问题[12]。只有在对技术的经验性分析过程中引入文化维度分析，才有可能使人类更好的控制技术发展的进程，规避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然而，伯格曼认为主流哲学中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文化分析框架，但是，潜在于现代哲学中关于技术争论的文化推动已经显现，并成为现代美国哲学的特点[13]。

德雷弗斯以椅子为例，说明了任何技术产品的存在都是以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人类文化设置为前提的，“是某物成为椅子的是它的功能，使它能起坐物的作用的是它在全部实践环境中的地位。这有预设了有关人类的某些事实（疲劳、人体弯曲的方式），一种文化所决定的其他设备（桌子、地板、灯）的网络和技能（吃、写、开会、演讲等）的网络[14]。按照德雷弗斯的观点，任何一项技术的发明都首先应当在人类文化的环境中做评估，缺失文化实践的背景，拟议中的技术就不可能有进展，因为文化因素是决定技术是否可能实现的内在条件。德雷弗斯对于人工技能具体技术的分析，将人类的文化因素作为技术考量的内景，显示了文化之于现代技术的决定性作用。

伊德坚持强调以现象学的“变更”作为分析工具，在实践中采取“经验转向”的研究方法，深入案例研究或表象下的具体问题分析[15]。根据伊德的观点，技术不可能从它所置身的背景关系中抽离，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这就使伊德将技术哲学的分析深入到了技术背后广阔的人类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换言之，技术与人的关系深层次显示出的是技术与人类文化的关系。伊德认为，技术在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改变着人类活动的习惯，更使得技术形成一种技术文化，进而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人类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技术构建出来的“真实世界”，伊德用成像技术“使不可见的显现”证明自己的观点。

荷兰技术哲学家维尔贝克(Verbeek)指出，后现象学的方法使研究技术如何在道德决策的基础上实现人们对现实感知和解释的具体化成为可能[16]。将后现象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维尔贝克对产科超声技术进行了案例分析，说明了在技术文化中技术的道德中介作用，提出了技术的道德和道德的技术两大问题。人类文化背景中的技术如何发展？技术文化笼罩下的人类何去何从？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文化是唯一的切入点，它涵盖了技术存在的社会、历史、伦理及各门自然科学等诸方面背景因素，只有对技术进行全方位的文化透视，才能从根本上了解技术和掌控技术。

任何人类经验都是“历史”的经验，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宗旨也不能忽视事物的历史。技术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发展史，是进行技术的哲学反思的基石。技术是一种实践过程，其本身具有文化实践性。

借鉴现象学的分析技巧，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性偏转，它们不仅显示了文化因素在当今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技术发展对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各种潜在的与显见的、长期的与即时的影响。经验转向催生现象学运用于技术透视，技术是现实生活方式，是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的主要环节，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必然导致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

三 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还处于“正在进行中”。在对具体技术进行描述分析时，“技术”和“文化”不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分析要素，而是处在人—技术—文化的相互关联中。人—技术—文化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技术文化”。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首先是技术哲学研究对象由单一的技术拓展到“技术文化体”，在技术与文化的关联中将技术的文化分析与文化的技术理解结合起来。其次，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方法论变革是文化分析维度的引入。技术是最古老的人类实践活动，它和人类文化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技术的文化分析可以借鉴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分析。技术哲学文化转向不仅仅分析具体的技术物，更要揭示技术的文化关系和文化价值。

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既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又是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当代社会变革和技术问题日益增多的转型期，技术哲学文化转向有重要意义。

第一，文化转向后的技术哲学对技术价值取向进行后现代的诠释，力图克服工业化时代技术的单一经济价值和线性作用模式的缺陷。文化转向后的技术哲学，在价值取向上采取后现代性的多元化价值路径。后现代主义的技术价值是经济的、人文的、社会的、生态的、审美的等目标的集合，文化转向从一个文化的多元视角来开启技术哲学的新的研究范式。

第二，文化转向后的技术哲学是技术文化哲学，在技术文化体中实现对立面的平衡。当下，人类正处在“技术”的时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新兴能源及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并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人及人的活动的文化，技术是人与世界实践关系的产物，在人-技术-世界关系中的技术哲学，通过对技术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影响进行双重聚焦，从细节上描述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在“技术文化体”范式下，实现科技与人文、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解构与建构、控制与引导等诸多两级分化的和谐与平衡。

第三，文化转向后的技术哲学更加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生活世界。当代技术与文化的共生性决定了技术过程中技术与文化之间以其合力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社会。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往往使其活动后果难以预料，技术的文化价值导向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当代，经济活动规模越大与资源枯竭越快、技术制品使用越多与生态环境越恶化、社会物质水平越高与人的精神状态越迷失是社会发展中的“悖论”。破解这些问题需要从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维度来思考，文化转向的技术哲学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和新视角，代表着一种回归至本真状态下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哲学。

第四，文化转向的技术哲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技术哲学只有走出形而上的单一通道，为技术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案，方能有所作为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克努斯(Kroes)提出了技术人造物的二重性理论，认为技术除了本身的物理属性之外还具有不容置疑的社会属性。“一方面，他们是自然物体或者进程，拥有特殊的属性，其行为受（因果关系的）自然法则管理。另一方面，任何技术产品的本质方面是它的功能；……当我们结合意向性活动和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因果活动相反）时，这一功能可以被讲作是一种社会属性。”[17]技术哲学应当致力于“构建技术哲学的社会，在社会中为积极地行动维护一条通道，避免形成有限的技术哲学团体。”[18]技术哲学不直接解决工程技术问题，但可以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无论是技术产品使用过程产生的环境污染，还是技术产品生产过程造成的资源过度消耗，都可以从文化方面找到原因。人们选择某种技术产品，就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价值理念。技术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家的理论研究，而应该深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提供解决技术社会问题的哲学思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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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岳】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系，湖南 长沙 410003）

本文是作者2013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原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4期“技术哲学从经验转向到文化转向的发展及其展望”。本次收入论文集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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