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宽阔的大河把你们与它[即科学]分隔开来。然而，只要逆流而上，你们就会找到一艘渡船，将你们带到对岸。这艘渡船就是所谓的“科学史”，我很乐于成为摆渡者。
我研究科学史不是因为喜欢科学，而是因为科学对于理解世界太重要、太基本了，你不可能抛开科学来谈几乎一切事情……
不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就很难看清楚人类思想发展的契机和原动力。
《科学史译丛》总序
张卜天
现代科学的兴起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变革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后世建立的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蕴含着一种基本动机：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在不少人眼中，科学已然成为历史的中心，是最独特、最重要的人类成就，是人类进步的唯一体现。
不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就很难看清楚人类思想发展的契机和原动力。对中国而言，现代科学的传入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枢，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导致了中华文明全方位的重构。如今，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业已融入中国人的主流文化血脉。
科学首先是一个西方概念，脱胎于西方文明这一母体。通过科学来认识西方文明的特质、思索人类的未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最重要的意义。
明末以降，西学东渐，西方科技著作陆续被译成汉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有一批西方传统科学哲学著作陆续得到译介。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个关键环节始终阙如，那就是对西方科学之起源的深入理解和反思。应该说直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才开始有意识地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研究科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着手系统译介早已蔚为大观的西方科学思想史著作。
时至今日，在科学史这个重要领域，中国的学术研究依然严重滞后，以致间接制约了其他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对作为西方文化组成部分的科学缺乏深入认识，对科学的看法过于简单粗陋，比如至今仍然意识不到基督教神学对现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莫大的推动作用，误以为科学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客观“自然规律”，等等。此外，科学史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从属于理学，也导致这门学科难以起到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作用。
有鉴于此，在整个20世纪于西学传播厥功至伟的商务印书馆决定推出《科学史译丛》，继续深化这场虽已持续数百年但还远未结束的西学东渐运动。西方科学史著作汗牛充栋，限于编者对科学史价值的理解，本译丛的著作遴选会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科学现象置于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中，从思想史和观念史角度切入，探讨人、神和自然的关系变迁背后折射出的世界观转变以及现代世界观的形成，着力揭示科学所植根的哲学、宗教及文化等思想渊源。
二、注重科学与人类终极意义和道德价值的关系。在现代以前，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很少脱离对宇宙本性的理解，但后来科学领域与道德、宗教领域逐渐分离。研究这种分离过程如何发生，必将启发对当代各种问题的思考。
三、注重对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技术绝非只受到赞美和弘扬，对其弊端的认识和警惕其实一直贯穿西方思想发展进程始终。中国对这一深厚的批判传统仍不甚了解，它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也毋庸讳言。
四、注重西方神秘学（esotericism）传统。这个鱼龙混杂的领域类似于中国的术数或玄学，包含魔法、巫术、炼金术、占星学、灵知主义、赫尔墨斯主义及其他许多内容，中国人对它十分陌生。事实上，神秘学传统可谓西方思想文化中足以与“理性”、“信仰”三足鼎立的重要传统，与科学尤其是技术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不了解神秘学传统，我们对西方科学、技术、宗教、文学、艺术等的理解就无法真正深入。
五、借西方科学史研究来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反思。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才刚刚开始，中国“科”、“技”背后的“术”、“道”层面值得深究。在什么意义上能在中国语境下谈论和使用“科学”、“技术”、“宗教”、“自然”等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亟待界定和深思的论题。只有本着“求异存同”而非“求同存异”的精神来比较中西方的科技与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各自的特质。
在科技文明主宰一切的当代世界，人们常常悲叹人文精神的丧失。然而，口号式地呼吁人文、空洞地强调精神的重要性显得苍白无力。若非基于理解，简单地推崇或拒斥均属无益，真正需要的是深远的思考和探索。回到西方文明的母体，正本清源地揭示西方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发展过程，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愿本译丛能为此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张卜天
2016年4月8日
人们往往把现代世界的兴起与科学态度在16、17世纪的出现尤其是哥白尼联系在一起。然而，要想理解现代世界的兴起，就必须理解它在中世纪的开端。全球性的现代文化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自我演进的一种产物，其先决条件是人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与对上帝、上帝与人、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理解密切相关。
文艺复兴时期对透视法的兴趣是理解这种发展的一把钥匙，阿尔贝蒂的《论绘画》对此作了简洁表达。但与此兴趣密切相关的是关于上帝无限性的神学思辨，库萨的尼古拉的工作特别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关联。现代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必然笼罩着虚无主义的阴影，后现代思想已经对现代世界的发展提出了质疑。然而，只有理解了现代世界的正当性，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和面对其非正当性。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本书最后呼吁一种或可称为后后现代的（post-postmodern）地心说。
本书打破了学界关于“17世纪科学革命”的流行叙事方式，以宽广的视野对不同文明的自然认识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比较，极具原创性地把科学革命归结为六种截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革命性转变
，即从“亚历山大”到“亚历山大加”或“实在论的-数学的”自然认识、从“雅典”到“雅典加”或“运微粒的哲学”、从自然条件下的观察到“发现的-实验的”系统研究、用微粒扩充数学自然认识、培根氏混合和牛顿的综合，从而解释了现代科学为何能在欧洲持续下去这一问题，观念令人耳目一新，论述极具说服力。
本书通过两大主题的互动，简明扼要地叙述和分析了17世纪科学革命：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传统以几何方式来看待自然，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起来的；而机械论哲学则设想自然是一部巨大的机器，并试图解释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机制。科学革命的完全实现要求解决这两种主导潮流之间的张力。
本书考察了中世纪科学的成就，并从哲学、宗教、体制等方面令人信服地表明，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近代科学并非源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而是植根于古代和中世纪。有四种关键因素使中世纪欧洲为新科学做了准备：
（1）希腊-阿拉伯的自然哲学著作于12、13世纪被译成拉丁文；
5.《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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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过去是异国他乡。我们这里不是要追溯过去以寻找现代科学的起源，而是要寻找近代早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不是要发现自己所关注的事物在过去得到了哪些扭曲反映，而是要试图理解这个异国他乡的居民的语言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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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代科学并没有立即跟上所有这些发展，尽管学者们用“科学”一词来描述任何个别学科，但他们尚未用“科学”这个一般范畴来涵盖所有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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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新的自然哲学和获取知识的新方法都取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
首先文字的发明是古代世界能够发展出哲学和科学的先决条件。
其次，哲学和科学在古代世界的繁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字系统的有效性（拼音文字比所有其他文字更有优势）和传播范围。
本书是论述近代以前西方科学的权威教材，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科学史读物。它结合欧洲科学传统的哲学、宗教和体制背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晚期各个方面的科学成就，竭力避免从今天的科学观点出发来理解古代成就。1992年本书第一版问世后好评如潮。2007年，作者对该书做了重要修订扩充了大量内容。本书根据新版译出。
牛顿
，作为物理科学领域的巨人，曾投入了近30年的时间，从事长生不老药和贵金属提炼的研究和实验，而他留下的有关炼金术的手稿竟超过100万字。
事实上，神秘学传统可谓西方思想文化中足以与‘理性’、‘信仰’三足鼎立的重要传统，与科学技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神秘学传统，我们对西方科学、技术、宗教、文学、艺术等的理解就无法真正深入。
自然科学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科学的世界观并不总是符合人对自身生存的理解。戴克斯特豪斯极力倡导用科学史来弥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
本书以机械论观念的产生和对自然的数学描述为主线，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了从古希腊到牛顿两千多年的数理科学思想发展，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使经典物理科学得以产生的各种思想脉络和源流。
本书对哥白尼、开普勒、 伽利略、笛卡儿、霍布斯、吉尔伯特、波义耳和牛顿等16、17世纪“哲学家-科学家”的方法和形而上学预设做出了精彩的分析，解释了近代世界观的成功和局限性。
在这本书中，作者考察了圣经在自然科学的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显示了圣经的内容，尤其是它被诠释的方式，对公元3世纪到17世纪的自然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新教处理文本的方法有关，这种方法宣告了中世纪象征世界的结束，为科学地研究自然和用技术开发自然确立了条件。
科恩从力学、天文学等几个主要方面勾画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到近代物理学的转变，在同类著作中纲目最为清楚。
1543年往往被视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年。那年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自然观和宇宙观：一本是波兰教士尼古拉·哥白尼所著的《天球运行论》，另一本则是荷兰人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
“它还会落回来吗？”这幅曲子笛卡尔通信的古老木版画，展示了伽利略的同时代人和梅森神父所提出的一个检验落体行为的实验。
最古老的行星符号的起源已不可考，但通常的说法均来自与希腊罗马神话。
柯瓦雷是科学思想史领域的泰斗级大师，在本书中以宏富的学识刻画了人类一个基本观念的转变过程。
本书认为，人类的思想在16、17世纪曾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使古代那个秩序井然、有限封闭的世界（cosmos）最终变成了均一无限的宇宙（universe），也使价值世界同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近代科学和哲学既是这场革命的根源又是它的成果，近代科学史和哲学史必须相互参照来研究。
牛顿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巨人，同时，正是经由牛顿，近代科学从根基上与哲学离异。柯瓦雷的这部著作深入刻画了思想史上的这一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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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把牛顿的世界机器当成了宇宙的真实图景和科学真理的体现，这是因为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都是近代科学以及经过启蒙时代洗礼之后人类的共同信条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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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时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对于后世来说，牛顿似乎是一个超人，他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宇宙之谜。
以科学史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展现了现代自然科学在概念和方法上对社会科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引发我们思考二者真正意义上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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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自然科学和医学一直在为政府研究、宪法分类和社会分析提供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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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方法有一种共通性，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一直管用的方法也能把社会科学推向前进。
对世界的科学解释根本上是无神论的，但科学为什么偏偏从基督教笼罩的欧洲诞生？科学发展与宗教和道德原来千丝万缕地编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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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尝试系统地描述世界，理解自然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为宇宙中运作的原因提供自然主义解释，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过去的做法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相似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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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自然志和自然哲学负有一种使命，要为新的命题式宗教提供一些一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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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的演进，一种常见看法是，宗教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注定要被一个更加开明的科学时代所取代……现在，“科学”成了社会自然进步所指向的目的或目标。
本书是科学与宗教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它极富原创性地分析了“科学”与“宗教”这两大领地漫长的形成过程，绘制出西方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关系的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颠覆了我们对科学与宗教的许多简单化理解。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以及“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荷兰著名科技史家弗洛里斯·科恩（H.Floris Cohen）评价说，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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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天生就倾向于场论，这种偏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关于海潮原因的正确观念。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人说过，没有远距离物理接触的超距作用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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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的思想和做法永远是代数式的，而不是几何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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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纪初，当一行和梁令瓒第一次发明这种时钟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出现，这比带有立轴横杆式擒纵机构的第一批欧洲机械钟早了6个世纪。
那么，李约瑟本人对于这个思索了一生的问题给出了何种答案呢？可以说，他对此问题的最完整表述都包含在了这本《文明的滴定》中。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kkOL-WwDgcGs40qfaCPe3A(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