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高考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但依然没有考出理想的分数。因此，1996年9月，我被“调剂”到千里之外的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

并不时尚的“中文系”并不是我的最爱，非常陌生的“长沙电力学院”更不是我的首选。但我并没有太多的失落和失望，对当时的我而言，能够读大学就已心满意足了，至于读什么专业，什么学校，我并不是太在乎。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文系和长沙电力学院都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可那又能怎样？回顾四年的求学生活，我可以很确定、很自豪、很幸福地说：“我上错花轿却嫁对了郎！”

时至今日，要问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最让我受益、最让我感恩、最让我留恋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它的老师。

自2002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我之所以对教学投入非常多的心思、精力和时间，并且成为一名主流评价体制中颇为“另类”的教学专家，同我在大学里接受的熏陶是有密切关系的。

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它的名字是如此低调、简朴和神秘，但在里面真正读了四年书以后，就会知道，其实它卧虎藏龙、名师云集和底蕴深厚。至少从讲课态度和讲课水平来看，它的很多老师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世界一流”并不是笔误，更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

在这里，我想简略回忆一下李维鼎先生、成松柳先生、夏先培先生、江龙老先生和钟友循先生的教书育人，借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激和敬佩！

李维鼎先生是我的“中学语文教学法”课老师，他的讲课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案例丰富、生动和经典。他教我们如何教中学语文，有一个一般大学老师没有的优势：二十年丰富且高水平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十几年丰富且高水准的大学教学经验，两者的结合完美地诠释了何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二是富有生活气息。为了讲“熏陶”一词，他联系湘西腊肉详细的制作过程。那种黑乎乎看起来有些可怕的肉，经他描述一番，全班同学居然都流下了口水。这正是印了那句话：“拳头可以打碎人的骨头，但语言可以穿越人的灵魂。”

三是很有欧美范——他的讲课，除了有声语言无比动人，无声的表情语言和肢体语言也令人陶醉。我记得他讲自己的母亲时潸然泪下，他讲某首诗歌中的某个词的精确性时（遗憾，忘记究竟是哪个词了），将一张白纸啪的一声贴在黑板上作为演示，全班哄堂大笑。

总之，李维鼎先生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庄重的时候庄重、该潇洒的时候潇洒、该幽默的时候幽默、该夸张的时候夸张，就是传说中的“男神+男神经”，故他上课从不点名，但班上最厌恶中文、最厌恶听课的同学，也会一堂不落地全程听完。他的讲课称得上是一门艺术，试想有谁会拒绝欣赏不花钱的艺术？

成松柳先生是我的“古代文学”课老师。给我们上课时，他正值壮年，学问的积淀已经很厚重，加上精力充沛，激情满怀，更加容易感染学生。他的讲课最大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语言非常的哲学。他讲的三句话中至少有一句可以称之为“成松柳语录”，充分体现了思想的魅力，将我们迷得一愣一愣的，比如他说一个学生比老师成功才是老师最大的成功，立刻赢得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他对很多问题的深入分析，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让我充分感受到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的差别。可惜，我上课不喜欢记笔记，所以当时虽然听得震撼，如今却记不得细节了，不然整理出一个完整版的“成松柳课堂语录”，那定是能够广为流传的。

二是声音非常磁性。他那标准的男中音，低沉而略显沧桑，不亚于《舌尖上的中国》的画外音，性感得一塌糊涂，我们听起来自然像欣赏美妙的音乐一样，非常的享受。后来我做大学老师了，将成先生的这条经验总结为“再好的戏，没有声音也出不来”，在不同的场合广而告之，广大的青年老师们也深以为然，却又感叹模仿不了。

有一次，在电院那个老足球场上，我和班上最美的女生聊天，她说，成先生的学识和声音让他男人魅力十足，希望将来找一个男朋友像他那样。从此以后，我立志成为第二个成先生。今天的我，由于资质有限的缘故，并没有成为第二个成先生，但不知道那位班花有没有找到心目中的成先生。

在课堂之外，成先生对学生也非常的“仗义”。我读研究生一年级时，他在《湖南社会科学》做兼职编辑，我寄过去一篇写得很一般的习作《田汉与俄苏文学》，成先生很快就给我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研究生提前毕业的主要“资本”。由此可见，成先生对学生的好，是不分课堂之内和课堂之外的，这促使我意识到完整和完善的大学教学，理应是课堂讲课和课外教学的统一与融合。

夏先培先生是我的“古代汉语”课老师。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他先站在讲台上用犀利的目光扫射教室三圈，然后很严肃地问：“谁怎么还没来？”话音未落，那个“谁”从后门猫着腰迅速跑到座位上。夏先生断喝：“出去，从前门喊报告进来，下课后再给你的迟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刚开始，大家对夏先生的做法颇有微词，觉得他太古板，太不近人情，尤其是他不仅要我们背古文，而且还要我们背得像朗读一样熟练时，我们更觉得他有些“变态”。但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已经习惯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就很享受这种被“折磨”的感觉了；一个学期下来后，我们个个觉得记忆力大增，文人的气质也提升了不少；十几年之后，我们就非常的怀念了。

夏先生的严格之所以逐渐获得我们的理解和敬重，除了他不厌其烦的坚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比如他要求我们背古文，就自己先背；不仅背，还“倒背”；不仅“倒背”，还“倒背如流”。他分析《庖丁解牛》，不仅字、词和句讲得清晰和透彻，而且对整篇课文的艺术精神分析得很到位，至今我还记得他说的：“《庖丁解牛》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是‘牛轰然倒地而不知其死也’”。我们也笑得轰然倒地了。而且他还说，庖丁其实代表着一种职业精神，一种将最枯燥、最无趣、最卑微的工作做成极致，做成艺术，做成兴趣，做成享受的精神。我觉得他分析的不是庖丁，而是在描绘自己对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发自内心的敬畏和热爱。

江龙先生是我的“外国文学”课老师。江龙是一个很阳刚的名字，但本人其实是一位很温婉、很优雅、很美丽的女士，是当时中文系为数不多的女教授。教我们时，江老师刚从长沙大学调过来，立刻用无可挑剔的普通话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清新的、知性的，但又绝不空洞、枯燥的教风。加上她讲的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海明威以及这些作家身上传递的人文精神让我们耳目一新，所以，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江老师就是讲台上的女神。我后来报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同江老师魅力无限的讲课是有必然联系的。当然，从考研、读研以及到参加工作，江老师给我的帮助更是三言两语说不完的。

钟友循先生是我的“现当代文学”课老师。钟老师是当年湖南省的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他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不为报政府的课题、不为获政府的奖励，只为讲课有内容、有思想。钟先生讲课，正是传说中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不仅非常的文学，而且非常的哲学，一听就是有真才实学的，绝无半点花架子。我今天给研究生上第一堂课，将学者分为“才情型”、“勤奋型”和“功力型”，正是照搬当年钟先生在课堂上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他还像很多老北大的名师们一样，是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人，发自内心地热爱学术，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所以，通过他，我也和老北大的精神发生了半毛钱的关系。

很多年过去了，中文系教过我的很多老师都退休或即将退休了。他们在课堂上讲的话，绝大多数都忘记了。但是，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气质和他们的精神，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并且或多或少，在湘潭大学的课堂上，我会继续传承着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气质和他们的精神。

从这个角度上看，教师才是最好的教材，学生在心里深处，时时刻刻在阅读、感受和学习着这部教材。这部教材用什么样的态度写，用什么样的目的写，用什么样的方式写，写得如何，对学生的成长要远比一所大学位于何地、排名多少和大楼有多高更为重要。

*作者简介：宋德发（1979—），男，安徽庐江人，中文系2000届毕业生，现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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