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山城列车的过道上人来人往，我和代琳背着行囊很自然地融入其中。走出校门，大约所有学子均如我一样心怀喜悦和不安。欣喜于终于顺利毕业，不安于未来之不可测。毕业对于过往，是一阶段完结的标记，而对于将来，我不知道是艰难的开端，还是幸福的起点，抑或似这趟行驶的列车，平静单调地跑上既定的轨道。但无论是什么，97年夏，我启程了。

列车驶过襄樊时，天色渐渐暗下来。窗外远山如黛，起伏后移，偶尔有山村的灯光闪烁而过。代琳斜靠在我的肩膀上，安然简静，而我却思绪万千。代琳本就是重庆人，对她来说，回故里总是一种喜悦，而对我，山城则是一片混沌之尚未开，惴惴中有期许也有焦虑。

刚直辖的重庆还很零乱嘈杂。我执教的中学就在重庆发电厂的旁边。仄仄的街道破旧不堪，人和车混杂在小贩高声的叫卖声中踟躅而行。街道的尽头正对着学校的大门。学校很小，设施也极为简陋，学生皆是街道小贩和附近居民的子弟。据去年新进的老师讲，学校其时甚是艰难，待遇极差，人心颇不稳定。这与我的预想大相径庭，不免有些失望。好在代琳执教的电厂中学就在旁边，且离她家也不甚远，我们可日日见面，这对完全置身陌生城市的我多少是一丝慰藉。

那年学校新进了四个人，均为男性。除我外，其他三人分别毕业于四川大学、重庆师范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校方接待还算热情，并努力为我们安排宿舍。学校的单身宿命没有多余房间，部分房间也是两人合住。几经协调，终在办公楼底层腾出了一爿十二平米的杂物间来，安放了两张上下铺的学生床并桌椅，四人立其间，转身都觉不便。三餐按校方安排在食堂与学生一起吃，一概生活用具依旧使用自己大学时期的，作息起居也与读书时无二。我顿时有种尚未毕业的感觉，只不过是换了所学校或是外出实习而矣。居然都调停稳妥了，生活也逐步安定下来，对这种差强人意的条件，我也慢慢地习惯了。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说：“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不过能够随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可以稍为安稳，能够敷衍下去而已”，我想大约说的就是我的这种心境。

于是就是行课了。学校为我安排了两个班的语文课。初一的语文照例还是简单的，况且我也自认为中文的功底还不差，备起课来也顺风顺水。上课时，我尽力旁征博引来引起学生的注意，以扩大他们的知识视角。学生们也饶有兴趣，课堂热热闹闹，校方多次听课后表示满意。

说到薪酬，总是有些羞涩。毕业第一年按例是试用期，只拿基本工资而无课时费。校方虑到基本工资实在太低，几位新老师多来自寒门，恐无法生活，遂决定新老师也照样发课时费。课时费的标准是由各校自行掌握的，鉴于校方的艰难，所拟标准亦是全区最低的。一月下来，满打满算也不足500元。薄薄的几页纸钞，执在手中有些冰凉。伤感之余，代琳宽慰说：“向前看吧，以后会好起来的。”她对未来向好的憧憬，时时影响我失落的情绪。

课余和双休日便剩出大把的时间可供自己支配，除去代琳家坐坐外，实属无聊。我忖度这样无所事事终不是长久之计，总得想策弥补空虚才好。办公楼底有一小图书室，书卷杂乱堆陈，似多年没有翻动，真所谓“素蟫灰丝时蒙卷轴”。于是请求校方，进室翻阅。室中藏书并不糟朽，除教材教辅外，《史记》《三国志》等还较好齐整，甚至还有一本《苏东坡传》。遂取出《史记》前三卷及《苏东坡传》来。还专购得一精致小抄作笔记，并时时随身携带。现在想想，那时真是下了决心要读点书的。

开卷总是有益的。我每每翻阅这些旧书时，常常以古人之所为砥砺自己，时有所悟。读《苏东坡传》，尤羡坡仙之豁达超脱、乐观敦厚，想必几千年出一个，并非凡人，称之坡仙应为名符其实。读《史记﹒五帝本纪》时，常感叹虞舜登天子位前的蛰伏奋发不舍初衷，视无边苦痛于平常，故天降大任于斯人。想我终成不了东坡之才，也无虞舜之志，然当下的环境有一丝不如意，也应是可隐忍坚守的。不想一年后，因工作调动，《史记》只看完《本纪》，笔记也半途而止，实属可惜。

第二年期末，校方召开总结会，新老师如期转正。在逐一发言时，我细陈一年来的收获，并建言学校发展之策。虽了了数言，却是诚恳之语。言毕，以东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语表明自己的处世态度。现在想想当属可笑，校长亦含笑颔首不语。

98年8月底的一日下午，校方突然通知我到区委宣传部开会，说常委部长拟找我谈谈。我惶惶不知所措，连夜惴惴不安。第二日见到部长，方知宣传部拟借我到部办公室工作，谈话只是征求我意见。这大约是校长的举荐。借调进机关，让我有些后怕，机关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我向来以为此生只能教书的。代琳对此却备觉鼓舞，努力撺掇我前往。我想，借调而矣，人事关系又不调动，干不好就回来，于我于校都无耗损。遂欣然规往。中国人大抵都是喜欢求平稳的，新事物来临都要仔细权衡，比较利弊，无害即趋之，无利则不起早，我也一样。

区委宣传部办公室工作繁杂而无迹可寻，事无巨细俱为之。大到制订宣传政策，小到端茶扫地收发文件。后有人戏谑说：办公室工作不是人做的，做好了也不是人。意指做得好办公室工作的只有神。初入机关，唯事事小心时时留意，从点滴做起。期间抑或出了多起差错，有些差错甚至犯了也不知情。好在我本出身农村，多干活、勤跑腿倒也难不住。只是公文起草与流转，尚不熟络。本想大学中是学过文秘的，公文写作也有练习，然现实与课堂的区别甚大，且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宣传部前辈也不吝赐教，找了大量样本材料供我观摩。于是我亦不敢偷懒，诚恳求教，逐渐悟出一些东西来。后又换至理论科工作，材料也越发多起来。

我向来对政治理论是不感兴趣的，入机关后，不得不认真关注。每每中央和市委有重要会议，必得认真聆听其精神，唯恐在宣传中以其昏昏，想使人昭昭。长时间的坚持让我收获颇丰，感觉自己的思想也慢慢厚重起来。想来熟练必来自积累，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今有“一万小时定律”，大约说的即是此道理。

宣传部也有书刊阅览室，那是我常去的地方。阅览室以理论性书籍为主，也有一些诗歌散文集和工具书。起初我对工具书如《公文大全》倍加倾心，这也是应急之需。很长时间中，我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上，后来调离宣传部也没有还回去，这大约算是偷书了，“窃书能算偷么？窃书，读书人的事”，孔乙已的思维我也一样有。

其次就是看《资本论》了。沉甸甸的部头看起特别震撼，但读起来特别费劲，大多内容晦涩謷牙，读懂不易。我也一直没有真正领会资本的实质，不清楚什么是虚拟资本，什么是商业资本，更不理解诸如“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的意义。唯觉得序言中一句“死人控制了活人”让人感慨。去请教宣传部的一些理论前辈，而知之者鲜，不得不放弃。后来在党校听课，教授在说到《资本论》时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与中国当前的情况还是有差别的，难于理解也算正常。这样看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平民化大众化，否则，即使理论造诣再深，宣传起来也只能是说者谆谆，听者藐藐。

还有一套关于夔州诗文史方面的丛书很令我心动，因不便“窃”走，只能利用午休时间去翻阅。我才始知杜甫诗歌的巅峰是在重庆奉节的，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的诗作远比在成都的多。成都的杜工部比重庆唯多一草堂，然四川对杜甫之于成都的宣传做得比重庆好。稍有点文化的人大约都知道成都杜甫草堂，但知道夔州之杜甫的却有限。这种差别绝不是一草堂的距离。当年我这么想，现在也这么说。也是从这套书中，我知道了刘梦得在夔州除改写《竹枝词》外，还不拘官仪，亲自参与“烧畲”的，“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区委宣传部办有一区内发行的小报，每周一期，算是区级党报。除刊登每周新闻外，也安排副刊版。同事中有何姓者，酷爱创作，每常发一些游记散文于其上，其文虽不优，然是内心感受。我无事亦和之，撰小文对其文予以评点。一来二往，竟结下不错的友情。后此事竟成为区委宣传部内部的美谈。

如此过了两年有余，当初来时说一年可转正式公务人员，不想因编制冻结，两年后也未见动静。因为是借调，一切皆由原学校负责，待遇依旧没有变化。每每想为远在鄂东的母亲寄点钱时，倍觉寒心和沮丧，也曾有母亲卧病我束手无措而潸然泪下的情形。代琳尚一如既往地待我，对我渺渺的前途并不嫌弃。对此，我愈觉愧疚不安。只有精神的层面，我尚觉得自己是充实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坚信有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时。

现在想来，我之毕业前和毕业后的几年，作的皆是储备，所涉猎诸事后来皆有用。尚记得参加公务员面试时，第一题即问对“大丈夫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的理解，突然回忆起当初在宣传部端茶倒水之时，遂据实对之，彰明自己不以事小而不为，考官很是肯定。后入职市级机关时，一次到奉节调查新闻事件，进展不甚顺利。奉节接待方在晚餐时谈起奉节作为诗城的历史，言语中不乏得意。我亦大谈刘禹锡及杜工部在夔州的诗歌创作，并直陈奉节旅游宣传之不足。接待者竟有些愕然，以后的调查也明显顺畅。如今从事出版管理，每年接到图书选题及三审意见以千记，时与各出版界同仁谈论书稿，虽依然自认学识之不足，然尚能应对，这大约也是当年的潜在之功。

2000年底，重庆市举行市级公务员大考。我与区委宣传部另两位借调人员相约应试。2001年3月，我收到了市级机关的调令。

这是我毕业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现在每每思之，倍觉庆幸和感谢。庆幸在艰难时保持微笑，庆幸在闲暇时的孜孜开卷，感谢时代的酬劳酬勤，感谢爱人的不离不弃。

“幸于始者怠其终,缮其辞者嗜其利”，我没有“幸于始”，也必不“怠于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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