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工智能是20世纪以来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科学和前沿科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对社会生活的诸方面甚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多维度都产生了强烈效应和巨大影响。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基础，作为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对于人工智能的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将有利于哲学和科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谈人工智能，既要回答关于人工智能的热点问题，更要注重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自身的人工智能观及其时代意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对人工智能热点问题的回答

2016年1月27日，谷歌研究者开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围棋”，以5:0完胜欧洲围棋冠军樊麾；2016年3月15日，“阿尔法围棋”又以4:1的总分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2017年5月27日，“阿尔法围棋”最终以3:0再次完胜当时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阿尔法围棋”象征着计算机技术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新IT时代，它的“智慧”在围棋中正在接近甚至超过人类。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突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人机大战正生动地告诉世界人工智能已达到如此的高度，这一切都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从哲学角度特别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思考人工智能以及人机关系（人与机器人的关系）。

1.1 “人工智能”及其本质

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能让某种人造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吗，能造出可以模仿人类大脑功能的机器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种人造机器就是如今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即“人工智能”。然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工智能是指运用机械和电子装置来模拟和代替人类大脑的部分思维功能，其本质是对人脑思维的模拟与延伸。人工智能只是像人一样思考而不是人的思考，只是对人类大脑功能的模仿而非复制，它达不到人脑思维的高度，更不可能超越人脑。

1.2 “人机大战”及其实质

一般而言，“人机大战”有两种层面的含义。第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异化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异化，从而造成了机器对工人的统治以及工人对机器的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这种人机大战的实质是工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结果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大机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劳动人民的生产方式。

第二种，就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使用的，从形式上看是指人与智能机器在智力与智慧方面的比拼、角逐甚至对抗，但从内容上看则不然。包括机器在内的任何工具，本质上都是人类自身器官及其功能的延伸，“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而且这种通过工具作为中介的延伸，都属于相对延伸，或者说外部延伸。人对自身器官及其功能的延伸还有一种绝对延伸，或者说内部延伸，在这里，人类不是通过工具而是通过教育和训练等非中介途径，从自身器官内部来绝对地延伸某种功能和力量。例如，通过体育锻炼强健体质体魄，通过文化教育提升思维意志等，都属于区别使用外在工具延伸自然力的内部延伸。人工智能作为机器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地是对人脑思维能力的延伸，而且非内在的外部延伸。而这种人机大战的实质是人脑绝对（内部）延伸与相对（外部）延伸的对战，其结果并不是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而是人脑的相对（外部）延伸居上并带动着包括绝对（内部）延伸在内的人脑整体机能的联动发展。

1.3 “人机关系”及其辨析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面对着自由与必然的永恒矛盾，为了追求自由，实现限定中的超越，人类必须不断地制造和使用各种生产工具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在以劳动生产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了克服自身劳动器官的局限性，获取到更多的物质财富，人类必须不断改进旧的工具、创造新的工具。从简单手工工具到蒸汽机器，再到电子机器，又到自动化控制装置，最后到人工智能，这不仅是一部物质工具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1.3.1 “人机关系”的一般本质

在人类工业史甚至整个人类发展史过程中，包括机器在内的一切物质工具作为实践中介的根本性质从未也不可能改变，同样的，劳动者、生产者、实践者等“现实的人”作为实践主体的根本地位从未也不可能改变。因而，人机关系的一般本质，就是实践主体与实践中介的互动关系。人工智能虽然是机器系统的最高形态，但其仍然是物质工具的发展环节，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自己作为实践中介的一般本质，它始终要受到实践主体的统摄作用。

1.3.2 人工智能与“非人”

什么是人？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揭开了人的本质之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指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又是劳动”。换言之，现实的人都是劳动的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

人工智能不是劳动本身，它可以是劳动的产物，也可以是劳动的对象，但更多的是劳动的中介。人工智能是作为工具系统中的超级机器而存在的，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中介之一，它是“非人”而绝对不是人，它与人的关系只能是实践中介与主体的关系而绝不是实践主体与主体间关系。

1.3.3 人工智能与“准人”

物质生产方式是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借以运行的方式，从内容上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方式，从结构上看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的方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居于主体地位并具有主导性，而生产资料居于中介或客体地位并具有受动性，两者之间有着不容混淆的明确界限。生产资料可以是劳动手段，可以是劳动对象，也可以是劳动成果，唯独不可以是劳动者（生产者）。因而，人工智能在质上属于生产资料，它的变化发展只能在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成果的度内进行，永远不可能突破这一度的临界点而质变为生产者。所以，人工智能永远也不能发展成为人，它不是“准人”。

1.3.4 人工智能与“超人”

人类思维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这就是说，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与把握，在任何特定的阶段，都是非至上的、有限的和相对的。人类对自身大脑的认识与把握亦是如此。人工智能究其实质而言只是对人脑功能的模仿，它是人类对自身大脑的物质“结构—功能”的认知及模拟，但是人类永远不会穷尽这种认知，也永远不能达到那种绝对的完全模拟，因而人工智能永远都不会达到和人类智慧同等的程度，更不可能升格成为“超人”。

人工智能与“类人”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类人”，“类”即“相像”“近似”之意，正如“类人猿”不是“猿人”一样，“类人”不是人还是“非人”，但它像人而且与人特别是人的思维有近似之处。“类人机器人”的出现，尤为明显地确证并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实践基本结构历史变化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主体、客体、中介的相互联系形成了实践的基本结构，而实践基本结构的历史变化主要表现为主体通过中介而客体化与客体通过中介而主体化的双向运动。“类人机器人”集中体现了在人工智能实践领域中客体所呈现出的“类主体”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主体所呈现的客体化趋向。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工智能观及其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工智能观是科学的人工智能观，它正确解答了人工智能的存在与发展问题，揭示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根本区别，对于哲学、科学和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本身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2.1人工智能发展观

2.1.1 人工智能发展的实质：机器进化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不断解决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必须不断推动物质工具进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物质工具由手工工具到机器工具的飞跃，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工具系统内由蒸汽机器到电子机器的质变，新科技产业革命实现了机器由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的新突破，而与此同时的智能革命则力图实现全自动机器向人工智能机器的新飞跃。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诞生是机器进化的结果，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就是机器进化的历史过程。

2.1.2 人工智能发展的途径：结构模拟和功能模拟

人工智能发展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结构模拟”，即运用电子仿生技术，依照人脑的内部结构制造“类人脑”机器，来模拟人脑的功能；二是“功能模拟”，即采取黑箱方法，撇开人脑的内部结构，而从功能过程或行为过程上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由于人脑的极端复杂性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人工智能主要是通过功能模拟来实现的，即便最前沿的技术工程试图通过结构模拟来实现人工智能，那也与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意义上的结构模拟相距甚远。

2.1.3 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哲学基础：信息论和控制论

作为实践中介的机器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存在着共同的信息与控制规律，都具有信息转换与控制系统，其活动都表现为特定的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的双向控制过程。信息论与控制论通过运用系统方法，从功能上揭示了机器与人等不同系统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并以此为依照与电子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在物质实践过程中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以及主体的部分活动，由此产生并发展了其最重要的实践成果——人工智能。

2.2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根本区别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区别，这些区别并不会因为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而消除，至多是改变了这些区别的存在形式。在这些多种多样的区别中，有没有“社会—历史性”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从本质上区分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并且制约着两者其它诸种区别的存在形式。

人工智能是机器进化的结果，它在运作过程中无意识探求问题或任务本身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在执行指令或任务时也不会自觉到这一过程的社会后果和历史影响，即人工智能不具有社会历史性。

人类及其人类智慧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人类智慧伴随劳动生产及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是通过社会的教育训练以及对历史上积累沉淀的文明成果的汲取吸收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复杂多维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主观世界，也造就了高卓深邃的人类智慧。

人类智慧能够再现人类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逻辑，能够将思维自身作为思维对象，能够把一切社会过程本身同时作为历史过程来思考，能够自觉到主体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3 辩证唯物主义人工智能观的时代意义

第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人工智能观丰富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原理，完善充实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思想理论；扩展了意识论的研究领域，将人机辩证关系原理纳入马克思主义意识论体系；开拓了意识论研究的新课题，突出了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对思维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对思维内容的相对性与独立性，这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建设的新天地、新境界。

第二，深化了自然辩证法，推动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人工智能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深化了自然辩证法唯物论、辩证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彰显了自然辩证法的能动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人工智能观拓展了人工自然观的研究视野，伴随并引领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既推动自然科学新成果加速向技术工程转化，又推动技术工程新需求和新经验反作用于自然科学的新研究，从而双向、纵横、联动地推进了人工自然观、人工自然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自身）以及人工自然界的共同发展。

第三，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科学方法。应当注意到，人工智能革命并非由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取得突破后迅速衍生和应用，而是由产业界来带动。因而，如何整合产学研各界，成为一个迫切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当前包括智能革命在内的新科技产业革命的兴起动因以及顺应策略作出了重要指示：“人们对生产生活便捷化的要求，带动了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和突破。……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全面上升，促进了智能制造技术迅速发展，使机器人在越来越多领域代替人力。”如何应对智能革命？“要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支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成长。按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方向，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积极发展健康、教育、养老、旅游等服务业。”

参考文献：略